近日，審核疏忽有網友反映，寶寶巴士在打開寶寶巴士旗下一款“寶寶巴士兒歌”APP時，出低開屏會跳轉到含有成人內容、俗成低俗擦邊直播等不適合兒童觀看的人廣第三方廣告，引發家長擔憂。告客

該網友稱，服僅這部手機平時主要由孩子使用，為由近期發現手機中無故多出多款陌生軟件，審核疏忽之后才發現可能是寶寶巴士孩子在APP內誤點廣告所致。該網友還認為，出低孩子因難以識別廣告跳轉選項，俗成容易誤觸進入不良頁面甚至自動下載無關軟件，人廣可能受到不良引導。告客

這種現象并非個例。《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相關話題的評論區中，一位來自云南的家長反饋，“在未曝光之前，孩子在玩寶寶巴士APP時，不知點擊到哪里，平板被各種廣告霸屏，關都關不掉，就像中病毒一樣。每次我都只能強制按重啟鍵或者關機。”

10月28日，寶寶巴士客服稱，非會員APP會展示第三方廣告且平臺會審核，但審核或有疏漏，低俗廣告屬“異常情況”，將反饋技術部門排查。10月29日，寶寶巴士公司發聲明，對APP跳轉不良廣告高度重視并致歉，已下線相關廣告、停止合作，且開展全面自查自糾。

受訪專家認為，此類廣告不僅包含涉嫌擦邊的成人內容，還通過隱蔽跳轉選項誘導兒童誤觸，既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當前分散、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已不足以應對復雜的兒童數字生態，亟需從“原則性禁止”邁向“精細化治理”。

1、該App主要面向兒童群體，推送低俗廣告的行為涉嫌違反哪些法律規定？是否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和知情權？

“在法律定性層面，‘寶寶巴士兒歌’作為一個明確以低齡兒童為主要用戶群體的應用程序，由于低齡兒童對相關的網絡信息缺乏判斷能力，該應用程序的經營者應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其向未成年人推送低俗廣告，顯然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中關于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相關規定。”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葉剛指出，未成年人保護法將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規定為首要的立法目的，該法第五章專門規定了“網絡保護”，該章的核心立法目的是為未成年人營造一個安全、健康的網絡環境，并且明確規定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危害其身心健康的信息。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姚金菊進一步補充，從廣告法視角看，該行為違反廣告法第九條關于禁止淫穢、色情內容的規定。

“寶寶巴士兒歌APP推送的低俗擦邊直播廣告，其內容明顯屬于廣告法第九條第（八）項所明確禁止的‘含有淫穢、色情內容’。該條款是廣告內容的底線紅線，無論面向何種受眾，均不得觸犯。”姚金菊說。

她分析指出，廣告中跳轉選項難識別，易讓兒童誤觸不良頁面或自動下載軟件，侵犯消費者自主選擇權與知情權。兒童及家長使用免費兒歌APP時，有權知曉廣告存在、形式及點擊后果，而難識別的跳轉選項本質是隱瞞誤導，會讓認知不足的兒童無法獲知點擊真實后果，進而被剝奪知情權。

“自主選擇的前提是充分知情。由于知情權被剝奪，兒童在誤觸廣告時的‘點擊’行為，并非其真實意愿的表達，更不是一種‘自主選擇’。平臺通過難以識別的廣告頁面跳轉技術設計，使兒童在非自愿、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被引導至其他頁面或下載軟件，誘導用戶完成其本不會選擇的操作，剝奪了其‘進行比較、鑒別和挑選’的權利，其自主選擇權受到了嚴重侵害。”姚金菊說。

對此，《法治日報》律師專家庫成員、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管理主任吳學聯表示，廣告中難以識別的跳轉選項，使兒童容易誤觸進入不良頁面或自動下載軟件，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和第九條關于消費者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的規定。同時，消費者可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三十四條，通過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舉報，向平臺反饋、請求消費者協會介入等途徑維護自身權益，共同推動行業規范發展。

2、作為廣告發布者，平臺對第三方廣告內容是否負有審核義務？平臺是否能以“審核疏漏”為由免責呢？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看來，平臺作為廣告發布者，需承擔廣告內容的審核與把關責任。對于以未成年人為主要使用群體的APP，即便暫不明確其是否屬于未成年人保護法所規制的“以未成年人為服務對象的在線教育網絡產品和服務”（該類產品明確禁止插入網絡游戲鏈接、推送與教學無關的廣告），其運營者仍負有廣告審核義務。

“平臺以‘廣告來自第三方供應商’為由推脫責任不成立，其應通過內部管理、技術管控及內容審核機制規范廣告推送，第三方行為不得作為其免除責任的借口。”劉曉春說。

姚金菊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強制要求廣告發布者建立、健全審核制度并核對廣告內容。這是一種事先的、主動的審查義務，是廣告得以發布的前置條件。寶寶巴士APP作為廣告發布者，此義務是其運營的法定前提，無可推卸，不能因為廣告來自第三方而轉移或免除，對其“明知或應知”的違法廣告予以制止。這意味著，平臺的責任是持續性的，不僅限于廣告上線前，更包括上線后的持續監督。

“‘應知’是指一個合理的、謹慎的主體在同等情況下應當知道的事實。一個面向兒童的APP，其廣告審核理應采用最高標準。對于低俗內容，平臺以‘疏漏’為由聲稱不知，是站不住腳的。在此特定場景下，平臺應當知道其審核責任重大，應當能發現并攔截此類明顯違規內容。因此，‘審核疏漏’使其從‘不知’的潛在免責狀態，直接落入‘應知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明確擔責狀態。”姚金菊進一步分析道。

對于此類行為的責任劃分，姚金菊表示，發布違法廣告的源頭責任在于廣告主。當平臺“明知或應知”廣告內容侵害消費者權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時，依法承擔連帶責任。如平臺無法提供廣告主的真實有效信息，消費者有權直接要求平臺先行賠償。這倒逼平臺必須嚴格審核合作方資質，履行廣告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的“查驗有關證明文件”的義務。

3、對此類問題，如何加強監管明確廣告內容、投放方式及審核標準，更好保障用戶合法權益？

此次事件不僅暴露了寶寶巴士對第三方平臺的審核問題，也揭示了兒童類APP接入第三方廣告平臺后的廣告監管治理問題。

在王葉剛看來，有必要出臺專門針對兒童APP廣告的監管規范，平臺也應當建立更為有效的管理機制。我國民法典、廣告法、電子商務法等法律雖然對廣告的內容、廣告的發布、廣告的審核等作出了規定，但相關規定并沒有充分考慮兒童權益保護的特殊性。考慮到兒童對相關的廣告內容缺乏基本的判斷能力，有必要對其進行特別保護。

具體而言，他認為，例如可以對向兒童類APP推送廣告的類型和內容進行限制，從源頭上防止不良廣告進入兒童APP；或者嚴格規范廣告的展示形式，禁止誘導點擊行為，確保“關閉”選項清晰、有效等；或者對兒童類的廣告進行前置審核或備案制度，以有效規范兒童類APP的廣告推送行為。

姚金菊建議出臺兒童APP廣告監管規范，具體分三方面：一是明確廣告內容“負面清單”，納入隱性危害內容，同時推行“合規廣告” 認證并嚴審廣告庫；二是立法禁止欺騙性界面、自動跳轉和無聲下載，要求兒童廣告有清晰標識與認證標志；三是規定12歲以下兒童APP廣告需按“未成年人模式”最高標準全量人工審核，并明確平臺法定審核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