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相關的例婦露大量醫療論論文都能寫，純人工完成，科樣絕不是本中AI代筆。普通期刊每千字符80元，有例SCI論文一篇起價5000元。為男文造”一位“論文代寫”人員信誓旦旦地保證，性央語氣輕松。媒揭 在社交媒體上搜索“醫學期刊代寫”，假隱會彈出數十條信息，例婦露大量醫療論如“提供核心期刊一站式服務”“主編一對一審稿”“找有經驗的科樣寫手”。央視網《鋒面》記者聯系了一位“論文咨詢”，本中對方詢問了代寫主題和期刊級別，有例并給出報價：“只包寫，為男文造不包發表，性央發表的媒揭話價格更高。”
在醫療行業，花錢請人代寫、代發學術論文已成為一種常見現象。今年初，國際權威期刊《自然》發布了一項研究，分析了過去十年全球機構的學術撤稿情況。數據顯示，2014至2024年間，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以超過5%的撤稿率高居全球第一。全球撤稿率前十的機構中，有七家來自中國，包括滄州市中心醫院、河南大學淮河醫院、濰坊市人民醫院等。 該研究引用英國學術誠信公司的分析稱，在撤稿率超過1%的136家機構中，約70%來自中國，其中約60%是醫院或醫學院。以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為例，該院曾在不到五個月內連續發布十次通報，涉及107篇論文和學術不端事件。“許多年輕醫生從論文工廠購買假稿件，這些工廠根據訂單批量生產虛假科學報告。”
僅今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就通報了多起醫學科研不端案件，涉及數據買賣、圖片篡改、內容錯誤等。更荒誕的是，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撫順市中心醫院等機構發表的婦產科論文中，竟出現“男性子宮肌瘤患者”“男性高危產婦”等明顯違背常識的錯誤，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論文甚至顯示100例婦科樣本中有64例為男性。 醫學論文為何成為造假“重災區”？醫護人員為何不惜代價追求論文發表？在科研與臨床之間，他們該如何選擇？
晉升的“敲門磚” 2019年，李佳佳因在規培期間未發表論文，未能通過北大醫學院的在職研究生復試，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科研壓力。 2016年，來自北京的李佳佳本科畢業，被分配到北京某大型三甲醫院婦產科，進行為期三年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簡稱“規培”）。該院是北京市危重孕產婦救治中心，病人多、病情復雜。李佳佳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一周工作6天，夜班需連續工作36小時。在這種強度下，她認為兼顧科研幾乎不可能。
山東省某地級市三甲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主治醫師張欣也面臨類似困境。“在地級市醫院，沒有研究生或規培生幫忙，醫生要親自處理所有臨床工作，如出門診、收治病人、寫病歷、查房等。外科醫生還要做手術，一臺手術做5、6個小時是常有的事，實在抽不出時間看文獻、寫論文。” 除了工作忙，地方以及基層醫院科研條件也嚴重不足。張欣介紹，相比省會大醫院，地級市醫院科研課題少，國家級課題幾乎沒有，省級課題經費約幾十萬元一項，市級課題多需自費。 “沒有實驗室和學術指導，醫生想做科研也力不從心。”張欣的醫院沒有自己的實驗室，醫生需借用隔壁教學醫院的設備，且名額有限。即使醫生有科研意愿，也只能做簡單病例分析，但這類論文往往質量不高，難以發表，“自己投稿基本沒有被錄的。”
現已跳槽到北京某體檢中心的李佳佳也感嘆，離開臨床后，連病例資源都接觸不到，更別說科研了。“晉升副高職稱要求發兩篇核心期刊論文，我達不到，只能放棄。” 張欣和李佳佳告訴記者，醫生職稱分為醫師/住院醫師（初級）、主治醫師（中級）、副主任醫師（副高）、主任醫師（正高），而論文則是晉升的“敲門磚”。從醫師升主治醫師壓力相對較小，發一篇普通論文或通過考試即可，但升副高以上，核心期刊論文必不可少。 “代寫服務已形成產業鏈，普通期刊代發加版面費約1萬元一篇，核心期刊可能要4、5萬元，都是醫生自掏腰包。好多年了，這在基層醫療圈是公開的秘密。”張欣坦言。
不“唯論文”，然后呢？ 盡管許多醫護人員身心疲憊，但他們難以“躺平”，因為職稱高低直接關系工資和地位。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王岳解釋，醫生級別越高，在診療中越核心，不可替代性越強，地位自然越高；看病的人也會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高了。“搞科研對醫生是名利雙收的事。”
黑龍江省某鄉鎮衛生院主治醫師趙春發現，病人寧愿排隊掛專家號，也不愿來他這里。張欣所在醫院，副高職稱比中級職稱月薪高2000-4000元，退休后差距更大。此外，職稱還為醫務人員提供了一層職業保障，低學歷、低職稱人員更容易在優化調整中被清退，因此許多醫護不得不持續參與競聘以維持競爭力。 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講師張明吉，長期從事基層醫療衛生政策研究。在他看來，醫生之所以拼命“卷”論文、“卷”職稱，其制度性根源在于衛生行業人才評價缺乏行業自治傳統，完全受行政部門主導，屬于外在評價，導致評價體系僵化。 公立醫療機構作為衛生事業單位，具有鮮明的行政體制色彩，醫療資源配置同樣有等級劃分。無論是機構還是醫生，都需要被行政體系評定級別，級別越高優質資源越多，待遇、發展也越好。
據張明吉介紹，醫學不同領域差異較大，有各自較高的專業門檻，然而衛生部門的職稱評定由衛健委和人社部門聯合決定，其標準依賴客觀、一致的表面指標，評價過于單一，而且評價者不全是同領域的專業人士。“畢竟科研好算，論文發了幾篇、啥檔次；項目做了多少、啥級別、經費多不多……這些都能轉化成客觀數字；而病看得好不好，卻有不少主觀影響。” “大家都知道‘唯論文’不合理，呼吁建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可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公平、透明的替代方案，應該按什么標準來拉開差距？”張明吉認為，準確、清晰地評估醫護人員的專業水平，操作上并不容易，目前還沒有一個讓各方都滿意的、統一的評價體系。 張欣也有同樣困惑。今年準備晉升副高的她，前不久收到了山東省評價方式改革的消息——論文作為“加分項”，不再是必須要求；職稱考試、門診接診量、出院病人數、手術難度等指標被納入考察。“比如，晉升要求門診量達到6000例，絕大多數醫生都能達標，但名額只有50個，靠什么來篩選？”張欣擔心，取消論文要求后，暗箱操作的風險反而更大。
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 多位業內專家指出，要破解這一困局，不能僅靠零散調整，而需從評價體系、激勵機制和醫生分類等多維度入手，推動系統性改革。 張明吉認為，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更多元、軟性的評價標準。臨床接診量、手術量、門診量等硬性指標應作為基礎，同時更多采用軟性的同行主觀評價，并保證主觀評價的可問責性。例如，可引入同行專家評審團，通過面試、案例報告等方式，使評價更貼近臨床實際能力，而非流于形式。同時建立監督機制，如錄制面試視頻供公眾查閱，以增強透明度和公信力。
事實上，近年來醫務人員職稱改革已在推進。2021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局聯合印發《關于深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科學合理對待論文，取消職稱申報時對論文篇數的要求，將論文作為代表作的一種形式。在職稱評審和崗位聘任各個環節，不得將論文篇數和SCI相關指標作為前置條件和直接判斷依據。 但各地落實進度不一。趙春表示，他所在的衛生院已按照黑龍江省2022年印發的職稱制度改革方案執行，晉升副高職稱不再要求論文，而是通過診治病種范圍和數量、手術級別和例數、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等指標進行評價。不過，李亞所在的石家莊某三甲醫院職稱考評標準尚未發生明顯變化。 “醫生群體并非鐵板一塊，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顯然不合理。”王岳指出，醫生被困于科研的根源在于評價體系的異化。改革不是否定科研的價值，而是讓科研與臨床各歸其位。
他建議將醫生至少分為三類：臨床型、臨床科研型和科研型。臨床型醫生應占絕大多數，其核心任務是看病和疾病預防，評價標準應以臨床實踐為主；臨床科研型醫生可兼顧診療與創新，適合大型醫院；科研型醫生則專注于前沿探索，占比極小。通過分類，讓醫生根據自身興趣和特長選擇發展路徑，避免“一刀切”帶來的壓力。 尤其對于基層醫療機構，科研考核應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基層醫生更應聚焦臨床經驗和科普工作，而非追求高深論文。王岳強調，絕大多數醫生不是科學家，他們的價值體現在日常診療和健康宣導上。政府文件已明確取消縣級以下醫療機構的科研要求，但執行層面仍存在內卷現象，“因為在目前醫院的等級評審中，科研等指標的權重仍然較大。”因此，需加強政策落地監督，防止醫院變相加碼。 值得注意的是，評價體系改革難以一蹴而就。正如張明吉所說，改革的關鍵是“不破不立”，但廢除舊標準后，在建立更多元、完整的評價體系之前，可能存在短期的混亂局面。因此，改革需要勇氣和耐心，容忍和引導短期混亂，鼓勵更多試點探索，為醫療評價體系改革摸索出一條路。 （應受訪者要求，張欣、李佳佳為化名；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核心期刊是指某學科的主要期刊，一般是指所含專業情報信息量大，質量高，能夠代表專業學科發展水平并受到本學科讀者重視的專業期刊，主要分為：SCI、SSCI、北大核心、南大核心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