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性侵性侵全國首例“性侵工傷認定”案當事人崔麗麗，工傷與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德科智控”）勞動爭議案，認定人把在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法院八里臺第二法庭一審開庭。當事到死庭審結束后案件未當庭宣判。頭抬

這是經歷國內罕見的性侵導致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被認定為工傷的案例。

崔麗麗。 圖/受訪者提供

本次開庭時間在崔麗麗受侵害的性侵性侵兩年后。九派新聞獲悉，工傷崔麗麗及其委托代理人要求德科智控賠償停工留薪期內崔麗麗的認定人把工資，及此前未發放的當事到死加班費、帶薪年休假、頭抬未休假工資等共計約200萬元。經歷

崔麗麗曾為該公司銷售總監，忘記年薪過百萬元。性侵性侵2023年9月23日凌晨，一次出差晚宴后，其領導王豪將處于醉酒狀態無法獨立行走的崔麗麗抱進自己的房間內，實施性侵。2024年4月2日，法院以強奸罪判處王豪有期徒刑四年。崔麗麗因此患上嚴重的創傷應激障礙。事后，公司將其開除，并不服工傷認定將其起訴。

這兩年她感到時間過得很漫長，好像比過去的40年經歷的事情還要多。她說：“我不認命，一直在抗爭。”

生活好像在重建，但是什么東西都沒有建立起來。崔麗麗覺得，比起“重建”，她更像是在與痛苦“共存”。

【1】穿性侵當天衣服出庭，主治醫生告訴她：你沒錯，抬起頭

9月23日，崔麗麗穿了與兩年前同一件衣服出席庭審，“曾經我穿著這身衣服遭受屈辱，這一次我也要穿著同樣的衣服奪回正義。”她對媒體解釋這個決定，語氣堅定。

崔麗麗認為，一個人遭受性侵，跟她穿什么樣的衣服沒有任何關系，她想用這種方式直面這個問題。丈夫林毅（化名）從出門之后，就一直牽著她的手，給予她勇氣，正如兩年前得知她被性侵后，陪著她回到杭州，走到事發酒店門口一起撥通報警電話。

崔麗麗和丈夫。 圖/受訪者提供

在開庭前的幾個月里，崔麗麗覺得自己一直處于低氣壓中，早上起來有時會有嚴重的應激創傷后遺癥軀體反應，頭痛、鼻塞、胸悶，什么事也不想做。丈夫如果見她狀態不好，會請假在家陪她，但崔麗麗又不想見到任何人，會覺得心煩，說再多的話也于事無補，“語言會顯得蒼白”。于是林毅給她一個擁抱之后，再拍拍她的肩膀，自己去二樓或房間里待著，給她一些私人的空間。

這份不打擾的默契，林毅花了很長時間才領悟到。“他現在知道了，不能著急，他只能陪著我，除了這事什么也做不了。”崔麗麗說。

當性侵案判決后，林毅以為妻子很快能好起來，有一位上海的老板要給妻子提供工作，但妻子拒絕了，林毅感到不解，覺得重新投入工作，可以很好地轉移注意力。

直到2024年4月，他陪同妻子去安定醫院做工傷認定，走進腦部CT室，又走入心理測試室，填了數十張表格、做了一系列檢查，又歷經三個月、12次的治療，最后認定創傷后應激障礙與被性侵有關。林毅才意識到，性侵帶給妻子的后續傷害要比想象中的大得多。

創傷應激障礙診斷書。 圖/受訪者提供

他發現妻子很難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出現了一些軀體化反應：太陽穴發緊、鼻腔麻木、頸部僵硬、喉嚨總像有異物堵住。在睡醒后，會頻繁地跟他講述前一晚做過的噩夢。

林毅經常聽到崔麗麗給自己描述她的三個噩夢。

第一個夢是特別餓，又想上廁所，最后終于找到了一個農村的土廁所，當她走進那個廁所時，發現地面全部變成了密密麻麻的雞腿。她感到惡心，從夢中驚醒。

第二個夢是她又回到了那家酒店，走廊長而幽暗，強奸她的人站在拐角處，跟公司的人力部長和律師在點頭說話，之后像電影畫面閃回一樣，她往前走，經過他們的時候，不知道他們從哪拿出雞蛋，往她身上砸，夢里面她只穿著內衣，雞蛋液順著她的脖子往下流。

第三個夢是一個騎自行車的個子矮小的男人，在車流中穿梭時，被一輛汽車撞斷了一條腿，男人只剩下半條腿顛簸著往前走，這時有一輛車停了下來，指著后面的車和周圍人，大聲問，你們是瞎了嗎？沒有看見這個人被撞斷了腿？

心理醫生給崔麗麗分析，這些夢都是反映她現實的遭遇。并鼓勵她，去直面痛苦。

也是這次在安定醫院接受心理治療的經歷，讓崔麗麗能直面遭遇的傷害。當時需要由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的三個精神科專家進行面診，那名主治專家的臉已經有點模糊，但崔麗麗始終記得這個畫面，所有問題已經問完，治療方案也最終敲定，她在這個過程中始終低著頭，要轉身離開。主治專家突然大聲地喊了崔麗麗一聲。崔麗麗嚇到了，低著的頭下意識地抬了起來，往回看去。主治專家問，那個人判了沒有？她回答判了四年。隨后崔麗麗便聽到了那句對她影響深遠的話，“抬起頭來，所以你有罪嗎？你有錯嗎？你沒有任何錯，好好地接受治療，馬上你就能從安定醫院走出去。”

走出醫院時，崔麗麗第一次把頭抬了起來。

崔麗麗被糾正了認知，她不再指責自己。此前去正常的三甲醫院接受治療時，醫生問起，她會說是因為跟同事鬧矛盾了，或工作引發焦慮需要開藥。但心理醫生告訴她，“你沒有錯，你穿著比基尼在他面前躺著你也沒錯，你就是赤裸著躺在他面前，他也不應該侵犯你。”

【2】像身體長了一顆腫瘤，被迫與其共存

對于崔麗麗來說，日常的任何事，可能都會觸及對傷痛的回憶，特別是每一次開庭，都是一次對傷痛的直面。她一開始會覺得惡心，到一點點地不再犯惡心，最后像身體長了一顆腫瘤，被迫與其共存。

最典型的特征是，崔麗麗慢慢地不排斥與陌生人接觸，不抵觸和眾多的記者訴說她的經歷，不排斥醫生對自己內心的解剖，但很難對熟悉的人敞開心扉。醫生分析，這可能源于，帶給她最大傷害的人，恰恰是她的熟人。

崔麗麗已經兩年沒怎么出門，開庭前一個禮拜，她跟丈夫出門吃飯時，看到附近一個大商場已經拆掉了，正在建一個小區，而且已經初具規模。她感到震驚，對周圍的認知仿佛已經許久沒有更新。

再前一月，有兩位高中同學分別要從海南和保定來天津看她，她下意識地就想像拒絕其他朋友和同事那樣，找個理由推脫。最后問了心理醫生，建議她把這些善意都撿起來，作為勇氣的養料。

她一個人去高鐵站，人潮讓她感到恐懼，甚至下意識地又要低下頭打退堂鼓，但當好朋友向她跑來，二話不說張開懷抱時，她感動得熱淚盈眶。

但對職場建立起來的好感隨之崩塌，崔麗麗認為，自己已經無法再次回到職場之中。“你很難知道對方背后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們如果小心翼翼地對待你，反而更讓你敏感抵觸。”

在采訪時，崔麗麗反復提及這樣一個詞：不值得。

崔麗麗這樣解釋：曾經她最信任的領導，她為他去前線沖鋒的人，恰恰是給她帶來一生都無法抹去的侮辱的人。

她描述自己在職場像一個有無限能量拼搏的人，也不畏懼困難，經常別人覺得拿不下的客戶，她都要去嘗試。一次，她單槍匹馬專門跑到日本想要說服一個客戶，到那個客戶的公司樓下，買好一杯咖啡，等待對方走出門，像一位偵探般，裝作不認識地去認識他并且閑聊，最后終于順利跟對方談好了合作，出發前她也沒底，但公司里只有她敢于去嘗試。

事后當公司沒有站在她的這邊，反而找理由把她開除，不認同工傷后還把她告了，這讓她更受傷害。

崔麗麗稱，公司還專門去監獄里找到她的領導，寫了一份8頁紙的材料補充，內容為對方稱當晚宴會是私人行為，與工傷無關，盡管法官最后把這份材料駁回，但那段時間讓崔麗麗的病情進一步加重。

“他們怎么敢？”崔麗麗氣憤地說，對方被判刑了，還能誣陷是私人行為。她提交了出差的發票和各種工作記錄，以及刑事案件判決書也證明，她是在出差途中遭遇性侵。“這表明對方其實并沒有認識到對我造成的傷害，也無任何悔改之意。”

崔麗麗告訴九派新聞，她之后打算以誣陷造謠起訴前公司。

【3】覺得最對不起父親的培養，“我不認命，一直在抗爭”

職場存放著崔麗麗大部分的驕傲，她把生命中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其中。這份驕傲的破滅讓崔麗麗覺得，最對不起的人是她去世的父親。

她曾經兩度高考失利，途中決定不考了，就此上一所縣城的大專。父親在一個晚上找到她，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你還小，可能你在縣城里生活兩三年，最后嫁到縣城里了，兩三年后你又生了小孩，你永遠也走不出這個縣城。

聊完之后，崔麗麗一晚上沒怎么睡覺，第二天一早，她和另一個同學去市里報了一個補習班，這個補習班一期5000元，稱如果在這里補習考上一本后退回所有錢，二本能退一半。一年后崔麗麗如愿拿回了這5000元。

在補習時，崔麗麗回家經常會選擇繞小路走，或等到天黑一些了再回去，她怕遇到熟人或鄰居，覺得復讀很丟人。她父親有一天在家門口對她說，不要覺得丟人。

“父親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我覺得很受鼓舞，所以我感覺很對不起我的父親，把我培養成才，但沒辦法，我經常會想‘命運’，可能人40歲之前很少想這些，現在有大把的時間想，我就經常會覺得可能命運如此？如果我要這樣認了，那可能這一輩子就這樣了。”崔麗麗說，“但我不認，我還想要再抗爭，抗爭也許就不一樣。”

“對，所以我不認命。我就一直在抗爭，雖然說一直氣壓低，但是9月23號我還是會出庭。”

崔麗麗還覺得有點對不起丈夫林毅。她認為丈夫犧牲了很多，每個月，他都要陪她去醫院取藥和看心理醫生，生活中也要處處照顧她的情緒，從來沒有一句抱怨，還給她加油鼓勁。她覺得這兩年丈夫最明顯的一個變化是看起來憔悴了不少。

林毅說他不會去想以前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怎么解決當下的問題，相比于妻子，他很少表露明顯的情緒。

前段時間，林毅把家里另一臺車賣了。崔麗麗察覺，這兩年她沒工作收入，每個月她的治療費就要花幾千塊錢，而案子正在開庭，工傷補償沒到賬，家里開支肯定出現了問題，丈夫才會去把車賣掉。她還悄悄知道，丈夫的消費也降級了，也不再去和朋友打牌。但林毅覺得和妻子無關，家庭收入確實是降低了，但還有存款。“賣車是因為這輛車一直不怎么用，放著可惜。”他跟妻子一再強調。

崔麗麗想象不到等所有事情都塵埃落定她會做些什么，對未來也很迷茫。這兩年她感到時間過得很漫長，好像比過去的40年經歷的事情還要多。

她描述，就像伊藤詩織寫的《裸泳》里面，作者去拜訪韓國慰安婦，問什么時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實？那些婆婆拉著她的手說，“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記。”

生活好像在重建，但是什么東西都沒有建立起來，崔麗麗把這個詞換成了“共存”。

九派新聞記者 黃家樑

編輯 萬璇 任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