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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記者 郭婧婷 北京報道

9月12日晚，天價退市證監會發布消息，罰單方通對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北京東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通”）涉嫌定期報告等財務數據存在虛假記載，市場作出行政處罰事先告知。禁入經查，強制*ST東通連續4年虛增收入和利潤，刑事違反證券法律法規。移送

因此，環相證監會擬對東方通罰款2.29億元，扣東對7名責任人合計罰款4400萬元，財務成法對實際控制人采取10年證券市場禁入。造假治化同時，案或因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標桿深交所將依法啟動退市程序。天價退市對于可能涉及的罰單方通犯罪線索，證監會將移送公安機關。

受訪專家認為，“行政處罰+市場禁入+刑事移送+退市執行”形成資本市場法治化的標桿組合，該機制通過預處罰釋放威懾、退市預警直擊命脈、市場禁入鎖定“關鍵少數”、刑事移送提升違法成本，四環相扣，標志著監管從“事后救火”全面轉向“源頭治理”。

4年虛增利潤超3億 定增22億涉欺詐

12日晚間，東方通同步了關于收到證監會下發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以下簡稱“《告知書》”）的公告。在公告中，東方通涉嫌違法的事實細節被披露。

根據《告知書》認定的事實，東方通2019年至2022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2022年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構成欺詐發行。

《告知書》披露，東方通2019年至2022年連續4年年度報告信息披露存在虛假記載。

2018年12月，東方通收購北京泰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策科技”）100%股權，泰策科技成為東方通全資子公司。2019年至2022年期間，東方通通過泰策科技虛構業務、提前確認收入等方式虛增收入、利潤，導致披露的2019年至2022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

證監會調查認定，東方通2019年至2022年分別虛增收入6145.10萬元、8485.06萬元、12550.58萬元、16052.95萬元，分別占公司當期披露營業收入的12.29%、13.25%、14.54%、17.68%；2019年至2022年分別虛增利潤5222.79萬元、5877.42萬元、7948.22萬元、12369.20萬元，分別占公司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34.11%、22.72%、30.35%、219.43%。合計虛增營業收入4.29億元，虛增利潤3.14億元。

此外，調查還發現，在2022年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過程中，東方通亦存在欺詐行為。其在當年披露的《募集說明書》中引用了前述虛假財務數據，騙取發行批復，最終完成募集資金22億元，構成欺詐發行。

具體來看，2022年6月至11月，東方通多次披露《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股票之募集說明書》申報稿或注冊稿。2022年11月15日，東方通披露其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注冊批復的公告。

2023年6月7日，東方通披露《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發行情況報告書》，稱本次發行的股數為1.06億股，募集資金總額為22億元。東方通披露的《募集說明書》引用了2019年至2021年年度報告中營業收入、利潤總額等虛假財務數據，在公告的證券發行文件中編造重大虛假內容。

公開資料顯示，東方通是一家大安全及行業信息化解決方案提供商，以“安全+” “數據+”“智慧+”三大產品體系為基礎，為客戶提供中間件、網絡信息安全及行業數字化產品、解決方案及服務支撐。

今年8月26日，東方通公布2025年半年報，公司營業收入為2.4億元，同比上升48.9%；歸母凈利潤自去年同期虧損1.66億元縮虧至5516萬元。

監管“組合拳”絕非簡單疊加

最終，《告知書》中，東方通2019年至2022年年度報告信息披露存在虛假記載，涉嫌違反有關規定，構成信息披露違法行為。東方通在其公告的《募集說明書》中編造重大虛假內容，構成欺詐發行違法行為。

基于前述兩項違法行為，證監會擬對東方通罰款2.29億元，對7名責任人合計罰款4400萬元，對實際控制人黃永軍采取10年證券市場禁入。整體罰沒金額合計達2.73億元。

同時，因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深交所將依法啟動退市程序。

本案同時涉及“信息披露違法”和“欺詐發行”，這兩項罪名在構成要件和法律責任上有何異同？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盧鼎亮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信息披露違法與欺詐發行在發生階段和直接目的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實踐中常常緊密交織，連續的財務造假行為，可能同時觸發兩項罪名。根據最高檢《關于辦理財務造假犯罪案件有關問題的解答》的精神，對于“利用相同的虛假財務數據，先后實施欺詐發行證券行為與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為”，若分別構成犯罪，應依法數罪并罰。

除行政處罰外，證監會表示將對涉嫌犯罪的線索嚴格依法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對此，盧鼎亮分析，“行刑銜接”是當前證券監管領域的重要趨勢，旨在形成立體追責體系，大幅提高違法成本。近年來，證券違法案件的“行刑銜接”呈現出明顯強化和協同化的趨勢。最高檢與證監會多次聯合強調“全鏈條懲治”“立體追責”“應移盡移”的原則，明確零容忍導向。《資本市場行政執法與檢察履職銜接協作機制意見》下，最高檢駐證監會檢察室推動案件同步交辦、證據共享，已建立十余項常態化協作機制。

盡管“行刑銜接”機制取得顯著進展，但在實踐層面仍面臨一些挑戰。

“比如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在證明標準、程序銜接與標準轉換上存在差異，行政調查階段收集的證據如何進行刑事偵查的轉化，證監會出具的‘認定函’在刑事訴訟中的性質、證據效力及法律地位尚無統一認識等。”盧鼎亮舉例解釋。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認為，“行政處罰+市場禁入+刑事移送+退市執行”這一組合拳堪稱資本市場法治化的標桿之作，絕非簡單疊加，而是系統性重塑監管生態的“組合重錘”。預處罰提前釋放威懾信號，退市預警直擊生存命脈，市場禁入精準鎖定“關鍵少數”，移送公安機關則將違法成本從民事提升至刑事——四環相扣，形成“發現即罰、罰后即退、追責到人、刑民銜接”的全鏈條閉環，這印證了監管從“事后救火”轉向“源頭治理”的質變。

在田利輝看來，東方通案的處理標志著A股市場從“規模擴張”向“質量優先”轉型的關鍵一步。監管部門不僅清除了一個造假企業，更構建了“不敢假、不能假、不易假”的制度生態。這是注冊制改革下“嚴進嚴出”理念的落地實踐。A股已告別“重規模、輕質量”時代，進入“能進能出、優勝劣汰”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未來，隨著制度更趨精細、科技賦能監管，劣質公司“出清”將更高效、更徹底，為優質企業騰出成長空間，真正實現市場“良幣驅逐劣幣”的良性循環。

（編輯：夏欣 審核：何莎莎 校對：顏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