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4日，高市國日本東京，早苗指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上發表就任后的討論首次施政演說。視覺中國 圖

在外交方面，設立實現高市強調將把“自由開放的情報印度太平洋”作為外交支柱繼續大力推進，這正是局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倡議。她還表示： “為了‘找回在世界中心綻放的高市國日本外交’，我們要建立信賴關系，早苗指示清楚地向外界傳達日本想要成為什么樣的討論國家。”這呼應了安倍在2016年9月發表的設立實現施政演說內容—— “讓日本在世界舞臺中心綻放光彩”。

在演講中，情報高市稱中國是局日“重要鄰國”，表示有必要構筑建設性且穩定的高市國關系，同時也強調日中之間存在安全保障、早苗指示經濟安保方面令人關切的討論事項。

值得關注的是，在防衛和安保領域，高市為政策實施提速，原定2027年度將防衛費提升至占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目標將提前至2025年完成，還提出將在2026年前提前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安保戰略文件。

高市早苗上臺僅4日，正快速推進首相官邸主導的安全保障戰略，不僅對國家安保局長進行人事調整，還指示內閣研討建立情報機關。

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在24日的記者會上表示，高市早苗指示，為強化政府在情報收集與分析方面的司令塔機能，政府討論設立“國家情報局”。他稱：“在戰后最嚴峻且復雜的安全保障環境下，為確保國民安全，強化與情報相關的國家職能已刻不容緩。”

目前，日本政府內部已有多個具備情報職能的機構。即便如此，長期以來有觀點認為，日本需要一個在情報指揮與整合方面的協調機制。自民黨2015年曾討論向政府提案，建立類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對外情報機構。重視政府情報機能的安倍晉三卸任后曾在2021年的網絡節目中提議設立情報機關。

不過，要建立一個協調各方情報部門的指揮中樞并非易事，日本歷史上幾度嘗試未果，包括吉田茂內閣曾提出創設“日版CIA”。高市上臺再度將設立專門情報機關提上議事日程，這將涉及省廳之間的角力，事關首相官邸的主導力，考驗高市手腕。

從人事下手主導安保，回歸安倍路線

高市早苗21日上任首日召開閣僚會議，閣議決定免去國家安全保障局（NSS）局長岡野正敬的職務，由前內閣助理官房副長官市川惠一接任。NSS局長任期一般為兩年以上，也有任職超過五年的情況，而岡野上任僅9個月被撤換實屬罕見。這被認為是高市有意強化首相官邸主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接替岡野的是市川惠一，他曾在第二次安倍政府時期擔任當時官房長官菅義偉的秘書官，自2023年起一直擔任助理官房副長官。本月16日，石破內閣剛任命市川擔任駐印尼大使，不到一周他就被緊急召回東京擔任NSS局長。

這也意味著高市內閣推翻剛獲得天皇正式認證的人事決定，“破格提拔”了市川。據《每日新聞》報道，市川曾深度參與安倍外交，安倍2016年提倡“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構想，市川從這一構想起草階段就參與。任命他為NSS局長顯現出濃厚的“回歸安倍路線”色彩。

高市政府已決定提前修訂安保三文件，同時，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的聯合執政協議中，還包含廢除《防衛裝備轉讓三原則運用指針》中關于“救援”“運輸”等非戰斗用途的五類限制，這意味著防衛裝備出口政策的重大轉變。時事通信社稱，市川將負責安保三文件的修訂，并將著手制定《間諜防止法》。

此外，內閣危機管理監小島裕史同步退任，由前防衛事務次官、安倍時期的首相秘書官增田和夫出任該職。從歷史上來看，內閣危機管理監通常由警察廳出身人士擔任，防衛省出身者獲得任命比較罕見。

高市還從民間任命尾上定正擔任負責國家安保事務的首相輔佐官，他曾擔任航空自衛隊補給本部長。這一人事安排與安倍時代的做法異曲同工，安倍曾多次將自衛隊高官召至官邸，征求其建議，重用“制服組”官員，即自衛隊軍官。

“國家情報局”誕生難題

據《讀賣新聞》24日報道，高市上臺后，日本政府設想創設國家情報局，從警察廳、外務省、防衛省、公安調查廳等機構選派人員，匯總整合情報，同時賦予國家情報局向各省廳下達指示的權限，該局長的地位將與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相當。

情報收集包括人力收集、衛星圖像分析或對大量開源信息進行嚴格篩選，此外還要收集“威脅日本安全”的外國勢力的動向以及竊取敏感信息的行為等信息。

安倍政府2014年成立了負責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的國家安全保障局，在必要時，各個省廳會向國家安全保障局提供情報，該局負責政策建議和立案，但是不具備統一指揮和整合情報方面的充分職能。

目前，日本情報機構存在于不同省廳和組織，包括設于內閣官房的內閣情報調查室、警察組織下的公安部、外務省的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防衛省的情報本部，以及隸屬于法務省外局的公安調查廳。

據日媒報道，高市政府計劃以“提升內閣情報調查室級別”的方式來設立國家情報局。之所以選擇升級內閣情報調查室，是因為這一部門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吉田茂內閣時期設立的內閣總理大臣官房調查室（內調），被視為日本版CIA構想的雛形。

1952年，擔任吉田茂內閣官房長官的緒方竹虎設想將內調建設為“可以收集全球所有情報的中心”，但當時以《讀賣新聞》為首的全國三大報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是戰前內閣情報局的復活，并發起反對運動。同時，內政官員與外務官僚進行地盤爭斗，使情報局建設計劃擱淺。

1996年日本駐秘魯大使館人質危機以及2001年美國9·11事件的發生，都讓日本政府意識到強化對外情報的重要性。2005年，時任外務大臣町村信孝主張在外務省之下設立 “對外情報廳”，但是遭到警察廳的反對，因為歷代內閣情報官幾乎都出身于警察廳。

據《產經新聞》報道，自戰后吉田茂內閣時代起，日本外務省與警察廳之間的暗斗便已存在，這種對立正是日本政府無法建立統一對外情報機構的最大障礙。

到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日本大力推動情報領域改革，但是仍然未能建立獨立的情報機構，而是采取在現有制度基礎上不斷疊加的方式，強化情報功能。

2013年，為了保護機密信息，日本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2015年，內閣官房設立了“國際恐怖主義情報集約室”，同時在外務省設立了“國際恐怖主義情報收集單位（CTU-J）”。前者負責統籌官邸高層、各省廳及外國情報機構之間的協調，但實際上，真正承擔情報匯總與分析任務的，是外務省下屬的 “國際恐怖主義情報收集單位”。

日本政府的“官僚文化”使得每當組建新機構時，各省廳之間都會爆發主導權之爭。“國際恐怖主義情報收集單位”主要由外務省與警察廳人員構成，此外還有少量職員來自防衛省、公安調查廳等機構。這樣的組織結構導致外務省與警察廳之間權力難以平衡。

日本政府建立獨立情報機關亟須打破省廳壁壘，這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安倍沒有實現的構想，成為高市的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