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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與楊振寧恩怨始末

發布時間：2025-11-30 18:54:03 來源：柳煙花霧網 作者：熱點

編者注：享譽世界的李政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道楊中國科學院院士，振寧清華大學教授、恩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先生，始末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12時00分在北京逝世，李政享年103歲。道楊

本文摘自《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12月7日）。振寧

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與楊振寧的恩怨分裂，是始末華人物理學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兩位曾經最親密的李政合作者，最終卻冷眼相向，道楊內情究竟如何？振寧即將出版的《諾貝爾獎中華風云——李政道傳》首次詳細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初識

40年代，恩怨李政道正在西南聯大讀二年級。始末抗戰勝利后，蔣介石覺得原子彈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彈。他找到西南聯大的物理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掄和數學教授華羅庚，對他們說，給你們10萬美元，一個大禮堂作為工作場所，請你們造原子彈。

吳大猷等人說，造原子彈要先培養人才，建議選拔一些人去美國學習。

李政道被選中，于1946年來到美國，但由于美國并不開放原子彈制造技術，考察小組只能解散。據指示，他們可以用領取到的經費在美國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學起了理論物理。

那時楊振寧已在芝加哥大學當助教，他接到吳大猷的通知，給李政道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定了房間。楊振寧也是西南聯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兩個年級。這是李、楊的初次謀面。

同在一所學校，交往自然開始。二人開始聯名發表論文，在生活上也成了親密的朋友。

合作

博士畢業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工作，擔任物理系助教。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加州地方反華氣焰囂張，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楊振寧來到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訪問成員。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況，于是兩人商量，李政道也來普林斯頓，可以一起作研究。

于是，楊振寧去找了院長奧本海默(美國“原子彈之父”)，請他給李政道發出邀請信。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李、楊兩家比鄰而居，兩家人來往密切。楊振寧正在進行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這是他們合作的真正開始。

1951年秋，他們寫了兩篇統計力學論文，首次給出了不同熱力學函數的嚴格定義。

兩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論文引起了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重視。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與愛因斯坦見面。談話時間很長，愛因斯坦問得很多、很細。最后，他站起來同李政道握手，懇切地對他說：“祝你未來在物理上成功。”

兩位年輕人在普林斯頓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們個人和兩個家庭之間的親密關系，一時傳為佳話。

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頓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問題。

這兩篇論文的總標題是《狀態方程和相變的統計理論》，第一篇《凝聚理論》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氣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在第一篇論文完成后，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是，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李政道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

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李政道決定不再和楊振寧合作。之后，雖然他在普林斯頓又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但是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

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李政道決定離開普林斯頓，去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歲時，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

共獲諾貝爾獎

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本來就是想和楊振寧拉開距離。一件偶然的事情，卻使二人恢復了合作。

1953年，楊振寧曾去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工作一年，和米爾斯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規范不變性》，其中提出了后來十分有名的楊-米爾斯規范場方程。

但是，當時李政道對這篇論文的出發點是否正確持嚴重懷疑。一次，楊振寧到哥倫比亞大學來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訴了楊。經過激烈的討論，楊同意了李的意見，還共同署名，李前楊后，發表了論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適規范轉換》。

這件事使他們重拾合作，這也是他們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范圍從粒子物理到統計力學……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調。我們在一起工作，發揮出我們每個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他們共獲諾貝爾獎的合作成果，就是產生在這個時期。

決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后。

“沒有想到”，書中寫道，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

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么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這是一個插曲，李政道雖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諾獎的榮耀沖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卻讓他們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記述李、楊合作發現宇稱不守恒的故事。

風波由此而起。

當時，李政道已經回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樣，沒作什么修改。可是楊振寧卻提出了許多意見。他說，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后不再合作。當年11月，李政道向奧本海默遞交了辭職書。奧本海默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他尖銳地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

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范疇，延伸到了日后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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