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實習生 張啟揚 編輯 甘浩 校對 盧茜

　　按照“每打包1萬塊磚130元的困磚報酬”計算，智障工人李松嶺最多的廠里一個月，搬過68萬塊磚。障工要完成這樣的困磚工作量，他需要11.33萬次夾起20多斤的廠里磚塊，擺上流水線。障工

　　單調、困磚重復，廠里且沒有報酬的障工勞作，日復一日。困磚

　　直到今年6月初，廠里進入湖南省臨湘市艷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艷飛磚廠）暗訪的障工媒體記者報警，李松嶺和其他4名被工頭“撿到”磚廠的困磚智障人員，才得以被解救。廠里

　　相關部門調查發現，障工李松嶺等5人自2023年3月陸續被帶到艷飛磚廠。截至案發，5人應當獲得的46萬余元報酬，均被工頭據為己有。

　　帶智障人員進入磚廠勞動以牟利，并非個例。今年6月份，湖南、河南、山西等地的磚廠，陸續爆出存在智障人員被帶進磚廠勞動的情況。

　　新京報記者梳理相關法院判決文書發現，2015年至今10年間，至少有50家磚廠出現工頭控制智障人員勞動的情況，被強迫勞動者近400人。他們或在街頭被誘騙，或被購買，更有工頭通過持械威脅的方式，強行將智障人員從一家磚廠帶至另一家磚廠勞動，成為牟利的“工具”。而磚廠則因“招工難”“智障工人穩定，不影響生產”“好管理”等因素，對工頭控制或打、罵智障工人的行為，視而不見。

　　工頭和磚廠，成了共謀。

▲李松嶺被接回家后，父親用新買來的剃須刀，幫兒子刮胡子。新京報記者程亞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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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蹤十八年

　　7月21日下午，河南省睢縣救助站的門前，一輛湘F牌照的警車還未停穩，74歲的譚照真便幾步湊到車前，激動地往車里張望。

　　警車，載著她18年未見的兒子李松嶺，從湖南省臨湘市趕來。

　　47天前，李松嶺和其他4名同樣有智力問題的工友，在臨湘市艷飛磚廠被警方解救。據河南廣播電視臺大象新聞報道，5人被工頭控制在磚廠從事體力勞動，每天工作12小時，全年無休。

　　“那活兒，他能受得了啊？”剛得知兒子的消息時，譚照真心疼沒下過力的兒子，她窩了一肚子的話，想問。

　　警車剛停穩，沒等隨車護送的民警介紹，譚照真便認出了失蹤18年的兒子，一把抓住兒子的手失聲痛哭起來：“我嘞孩兒哎，我是恁媽媽呀！”

　　留著平頭、滿臉胡茬，高過母親一頭的李松嶺，似乎已忘了眼前的老人是誰。他目光瞥向高處，舉起另一只手對譚照真“擺了擺手”，便隨眾人走向救助站院內。拋下追問著他的家人，“不認識恁媽媽了嗎？”

　　李松嶺在家排行老二，2002年從商丘某師范類中專畢業，被分配到老家白樓鄉一所小學教書。不過，因為家里拿不出8000元的“安置費”，李松嶺便南下打工，之后精神異常。

　　譚照真已記不清兒子最后一次外出打工是哪一年了。她只記得，那年李松嶺提著裝有身份證、畢業證、課本和衣物的蛇皮袋外出，幾個月后卻衣衫襤褸地出現在家門前。“找不到工作了，一路撿東西吃，從深圳走了一個多月，走回來的。”譚照真稱。

　　因為精神狀態惡化，待在老家的李松嶺，經常往外跑，“走不遠。外面跑兩三天，自己就回家了”。2007年中秋節前后，在院里剛剝完棒子（玉米）的李松嶺，光著膀子便出門了。父親李元青追出去，遠遠地看見，他一個人穿過干枯的河道，“喊了幾聲也不應。”

　　那天晚上，秋風驟起，再也沒了李松嶺的消息。

　　新聞里報道鄰縣車禍事故致一人死亡，老兩口去看過；鄉鎮的村落、街頭、河道、橋洞，老兩口去找過；南方務工的親戚鄰居，老兩口也打聽過。“這么多年，想著不是餓死，也凍死在外面了。”譚照真說。

　　再見李松嶺，父母覺得，兒子似乎變了一個人。說話聽不懂、不認識家人，曾經因精神問題時常狂躁、總往外跑的他，如今坐在救助站的長椅上，安靜得像個犯錯的孩子。

　　湖南省芙蓉司法鑒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李松嶺交談接觸被動合作，思維貧乏，情感淡漠，記憶功能減退。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不記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不知道一年有多少個月，不清楚國家首都是哪，雞與鴨的區別說不清楚。

　　李松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韋氏成人智力54。

　　“你還認識我嗎？”“在那兒想不想家？”“干活累不累？”一同前來的家人拋出一連串關心的問題，試圖喚起李松嶺的回憶。

　　得不到回應的家人，又在手機上扒出電視臺的報道問：“松嶺，這是不是你？”畫面中，李松嶺戴一頂磨破了帽檐的咖色帽子，正彎著腰站在一米高的磚架上。

　　他所在的工棚，堆滿了一摞摞紅磚。

▲李松嶺曾經工作的湖南省臨湘市艷飛磚廠，車間內堆滿了磚塊。新京報記者程亞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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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萬塊磚

　　電視畫面中的這個工棚，是湖南臨湘市艷飛磚廠的打包車間，這里距離李松嶺的老家河南睢縣，有700公里。

　　在這里，李松嶺并不叫李松嶺。

　　他被工頭喚作“開友”：來自云南、沒上過學，無兄弟姐妹。

　　從臨湘市區沿017縣道，北行14公里，進入聶市鎮的紅土村土屋組，一處建在山坡處、占地1.5萬平方米的廠區，便是李松嶺被解救的磚廠。公開資料顯示，艷飛磚廠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劉艷飛，預計年產量1.2億塊磚。

　　8月10日，新京報記者探訪發現，這座磚廠兩面靠山，未設大門，只有臨路一側建有10余米的半封閉圍墻，可隨意進出。院內靠山體搭建的上千平方的工棚下，擺放著一摞摞出窯后還未打包的紅磚。

　　沿著工棚進入廠區內部，6名工人并排站在離地不到1米高的磚架上，手持磚夾將磚塊放上長8米、寬約0.5米的傳送帶。傳送帶盡頭的機械手，自動將磚塊疊放、打包，“一層54塊磚，疊13層，打包成一墩”。

　　一位碼磚的工人告訴記者，磚夾是固定只能夾5塊磚，左手再拿一塊，這樣3次，18塊磚，放在傳送帶上正好是一列，方便機械手抓取打包。

　　記者嘗試使用磚夾單手提磚，感覺稍有吃力，“5塊磚大概20斤重。”有工人稱。

　　夾起20斤磚塊，擺在傳送帶上。在今年6月份之前，這種單調、重復的動作，李松嶺幾乎每天都在進行。

　　臨湘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依據調查做出的工資表顯示，最多的一個月，李松嶺搬磚68萬塊，平均每天21935塊。按照每次搬6塊磚計算，他需要每天重復“夾磚、彎腰、放磚”的動作3655次。

　　被解救47天后，磚夾在李松嶺右手指肚上磨出的兩排老繭，仍清晰可見。

　　李松嶺是怎么到的湖南？是不是還在其他磚廠干過？工頭有沒有對他打罵、控制？如果沒有，他為啥不跑？

　　接回李松嶺后，家人有好多疑問，但從李松嶺這兒得不到答案。

▲8月10日，艷飛磚廠打包線上，幾名工人正在將磚塊放在打包流水線上，由末端的機械手將磚塊打包成捆。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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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來的”

　　護送李松嶺回家的臨湘民警介紹，李松嶺是2023年3月，被工頭帶到艷飛磚廠勞動的。

　　新京報記者從多方信源證實，與李松嶺一同在艷飛磚廠被解救的，還有“富貴”“水牛”“李太星”和“李金太”等4名智障人員。他們分別被3名工頭帶進磚廠工作。

　　事發后，這3名工頭與艷飛磚廠法定代表人劉艷飛，因“涉嫌強迫勞動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過，據記者了解，李松嶺最早干活的磚廠，是岳陽市如斯環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如斯磚廠）。

　　公開資料顯示，如斯磚廠位于臨湘市羊樓司鎮如斯村吳家組，2019年成立，注冊資金2000萬元，2021年法定代表人變更為劉艷飛。

　　工頭付某發的妻子呂女士稱，2023年年后，她跟著丈夫，從云南彝良老家到了如斯磚廠，那時候廠區空地上堆放的磚，都長出了“青苔”，像停工很久了。大概2月底，磚廠“點火”燒窯，他們也開始正式干活，“也是打包磚”。

　　2023年3月份，付某發從外面相繼帶回了“開友”和廣東籍的“富貴”兩人。“據他說，是在臨湘看到他們在街頭流浪，便把他們帶到了磚廠”。呂女士稱，直到2023年10月，艷飛磚廠投產運營，他們才到了艷飛磚廠。

　　在“開友”和“富貴”被帶至如斯磚廠的第二個月，付某發的同鄉付某學，將“水牛”帶到磚廠。2024年12月、2025年2月，工頭李某學將“李太星”“李金進”帶至艷飛磚廠。

▲臨湘市羊樓司鎮的如斯磚廠。2023年3月份，李松嶺被工頭帶到該磚廠勞動，后轉至艷飛磚廠。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有知情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付某學、李某學兩人，也自稱是在路邊“撿”到的“水牛”三人。

　　8月11日，新京報記者在臨湘市救助站見到了籍貫廣西龍勝的“李太星”。據救助站工作人員介紹，從磚廠解救的5人中，只有“李太星”的智力接近常人，他可以準確地說出自己的姓名、民族、出生年月、家庭住址。

　　44歲的“李太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本名叫粟某輝，因為工頭說“大家都不用真名”，他給自己起了個新名字。

　　粟某輝稱，他2003年從老家外出務工，大概2012年在岳陽市街頭流浪時，偶遇李某學。當時李某學說可以送他回家，他便坐上了李某學的車。之后，他被李某學帶著，十余年間到過河南、山東等地的多家磚廠搬磚。

　　呂女士覺得，帶“開友”“富貴”到磚廠工作，其實也幫了他們。“管他們吃、住、穿，還有飲料、啤酒喝，給他們買煙抽，偶爾還會給點零錢。”呂女士數說著對他們的好，但就是沒提及丈夫私吞了他們所有的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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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92元工資

　　李松嶺的這筆工錢，有95492元。

　　在睢縣救助站，臨湘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人社局）的工作人員，向李松嶺的家屬轉交了2000元的慰問金和95492元的工資。

　　這是李松嶺在磚廠27個月的勞動所得。

　　臨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嶺的工資核算表顯示，2023年3月至2025年6月4日，李松嶺每個月的工資，從1335元到8840元不等，共計為130592元。

　　臨湘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人社局下屬機構）負責人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他們依據公安的調查、磚廠支付給包工頭工資以及打包工人的考勤表，分別核算出了5名被解救人員應得的工資，并扣除了他們的生活費。

　　李松嶺每月1300元的生活費，27個月共計扣除35100元。“生活費是按照工頭的口供、消費記錄等信息整體評估的，5個人因為日常開銷不同，扣除的生活費也不一樣。”該負責人稱。

▲臨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嶺工資核算表。新京報記者程亞龍攝

　　新京報記者從多個信源確認，截至案發，三名工頭靠李松嶺等5名智障人員，共計從磚廠獲利46萬余元。刨除臨湘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計算出的5人正常開銷，仍有35.8萬元。

　　若非媒體報道和政府部門的介入，5名智障人員靠搬磚賺來的辛苦錢，或許永遠也拿不到。

　　8月10日，一位臨時管理艷飛磚廠的股東王先生告訴記者，2022年12月份，劉艷飛與工頭付某發簽訂“外包協議”。協議約定，付某發承包磚廠生產磚塊的打包工作，每打包1萬塊磚，工錢為130元，“磚廠還另外補貼10元的帶班費，給付某發”。

　　王先生稱，磚廠每個月都會按期根據打包量，將工錢全部結算給付某發，從未拖欠。付某發招來的打包工人的工資，由他根據工人上工的情況，自行發放。

　　案發前，包括付某發和其妻子呂女士在內，在艷飛磚廠內搬磚的工人共計17人。新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付某發統計的“2025年5月份工人出勤表”顯示，當月，5名智障人員只有“富貴”休息了兩天。而工頭付某發，31天只在有工人缺勤時，上工3天。

　　呂女士稱，他們16人每8人分為一班，12小時換一次班。工人共同上下班，根據打包磚量算出的工資，也由8人平分。

　　只不過，5名智障工人的那份工資，被工頭直接克扣了。

　　“誰帶來的人，錢就由誰領。”呂女士稱，“水牛”是付某學找來的，他的工資會直接發給付某學。至于最終有沒有給“水牛”，他們不知道，也不會問。

　　6月份，臨湘警方和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介入這起案件后，艷飛磚廠重新支付了5名智障工人的工資。“我們挺虧的，其實工錢都已經按打包量付過一次。”股東王先生稱，磚廠的問題就在于沒有核實付某發招來的這些人的身份，“如果當時要求他提供身份證，或許不會有現在的問題”。

▲2025年5月份艷飛磚廠打包工人出勤表顯示，李松嶺連續出勤31天。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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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廠與工頭

　　帶著智障人員搬磚，工頭獲利頗豐。

　　2020年，臨湘市公安局偵破的一起強迫勞動案中，就涉及如斯磚廠：云南宣威籍的工頭高某寬，帶領14名智障人員在如斯磚廠裝、卸磚塊，3年獲利125萬余元。

　　暴利之下，一起起類似的案件，在多地發生。

　　新京報記者梳理2015年至2025年的45份判決書發現，有50家磚廠曾出現工頭控制智障人員或精神病人搬磚牟利的情況，被強迫勞動者近400人。

　　他們或在街頭被誘騙、強行拉走，或被工頭花錢購買，更有工頭通過持械威脅的方式，將智障人員從磚廠強行帶走，跨省轉運至別的磚廠，為自己牟利。

　　云南省曲靖市馬龍區就曾發生一起持械搶智障工人的案例。

　　2017年，浦某彥得知馬龍區一家磚廠內有6名智障工人，便與陳某等人，凌晨4時蒙面持械進入磚廠，強行將磚廠內的3名智障工人帶離。之后，駕車將工人帶到貴州省從江縣某磚廠進行勞動。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周某和張某在2022年，以8萬元的價格，從湖北“購買”8名智力低下的人員，先后帶到山東、河南等磚窯廠從事體力勞動，并通過辱罵和毆打等方式，強迫他們勞動。

　　還有不少智障人員，是工頭以香煙、零食等手段誘騙而來。其中涉及人數較多的杜某鵬案，用這些手段在云南省昆明市及周邊區縣，誘騙了19名智障人員進入磚廠工作。

　　“帶智障人員到磚廠干活，聽說過，也見過。”8月20日，河南豫東地區一位磚廠負責人告訴記者，裝、卸磚塊的工作，比較臟、累，本地人很少做，人員流動也比較大。很多磚廠為了省事兒，都把這塊工作外包了。認為外包出去后，工頭招聘、使用什么樣的人，跟磚廠沒有關系。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艷飛磚廠股東王先生也承認，因為將流水線外包的緣故，他們并未要求付某發提供工人的身份證，未盡到核查的責任。

▲艷飛磚廠的工人在流水線上工作。新京報記者程亞龍攝

　　位于汝州市的河南省德源偉業科技有限公司（德源偉業磚廠）相關負責人稱，碼磚裝車的工人流動性比較大，人也比較雜。他們只與對接的工頭核算工資，至于工頭帶了幾個人干活，這些人是什么人，磚廠并未留意。今年6月份，德源偉業磚廠被爆有工頭控制3名智障人員從事重體力勞動。

　　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薛長禮認為，“外包”模式并不能成為磚廠負責人免除刑事責任的“防火墻”。磚廠負責人“明知”或“應知”工頭存在使用暴力、威脅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不但不制止，反而提供實質性的幫助或默許的，也構成強迫勞動罪的共犯。

　　多起相關判決書顯示，在使用智障工人的案件中，一些磚廠負責人不僅知情，還存在協助工頭在相關部門檢查中隱匿智障工人的情況。

　　2017年，云南大理市法院做出的一份判決顯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清查磚廠非法用工時，某磚廠負責人多次將消息告知工頭，并讓其轉移藏匿智障人員，清查結束后再通知其帶人返回，繼續使用智障人員，強迫其勞動。

　　有磚廠負責人表示，因為磚廠生產不正常，不好招工。而工頭帶領的智障人員好管理，且隨時都可以上工，便默許此類情況發生。

　　艷飛磚廠有沒有類似情況，記者未能向公安機關證實。但在大象新聞的報道中，臥底記者和志愿者報警20分鐘后，一名工頭駕駛面包車離開磚廠，警方攔停面包車發現，李松嶺、“水牛”等5名智障人員全在面包車內。

　　對于“記者報警后，工頭帶領智障人員外出”的情況。付某發的妻子呂女士稱，他們并非接到了誰的通知轉移智障人員，“只是當天風機壞了，帶他們出去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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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困在磚廠

　　艷飛磚廠，并不具備控制或拘禁智障工人的條件。廠區沒有大門，院內的宿舍樓也24小時開放。

　　智力水平高于其他4名智障人員的粟某輝，在被記者問及“為何不跑”時，只是低著頭簡短地回答：“沒錢。”

　　曾有記者詢問被解救后的“水牛”，“不用干苦力了，送你回家好不好？”表情呆滯、始終低著頭的“水牛”開心得像個孩子。9月4日，臨湘市救助站發布“尋親信息”稱，公安部門通過司法鑒定、人臉比對、DNA比對，均未能查詢到“水牛”戶籍信息。

▲從“開友”居住的宿舍樓上俯瞰臨湘市艷飛磚廠，院內堆放著大量打包好暫未售出的紅磚。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他們顯然不具備“主動離開”的能力。有判決書稱，工頭正是利用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智障人員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無自我保護能力的弱勢地位，非法獲取被害人勞動所得。

　　對于艷飛磚廠內5名智障人員長時間被迫勞動而未被發現的問題，臨湘市人社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臨湘市有5000多家企業，從業者約有10萬人，每年的投訴有1000多起，立案的有200多起，但勞動監察室只有6個人。

　　“再加上此前未接到過關于艷飛磚廠的投訴，如果日常排查到磚廠，也不一定就能發現存在強迫智障人員勞動的情況。”該工作人員稱。

　　對此，薛長禮教授認為，多地出現智障人員被帶到磚廠勞動，長時間未能被發現，說明基層社會治理存在末梢短板和強迫勞動系統性的監管失靈。

　　薛長禮稱，杜絕此類問題的發生，需要采取法律、監管、技術和社會治理的綜合治理模式。既要強化法律適用與懲戒，加大刑罰力度，尤其是對“幕后”雇主的刑事責任，做出明確規定，對犯罪鏈條的需求端作出懲戒。同時勞動監察、殘聯、民政、公安的監督觸角也需深入基層，打通壁壘，建立常態化的跨部門信息共享和聯合執法機制，并設立便捷的強迫勞動舉報渠道。

　　在李松嶺被接回家兩天后，家人將他送進了當地的一家精神病醫院治療。譚照真稱，在與家人相處中，李松嶺逐漸回憶起了18年前的事，他能說出哥哥、嫂子以及大侄子的名字，對家人也產生了依賴，“出門去哪，他都跟在我們后面。”

　　如今，家人每周到醫院探望一次李松嶺。

　　“先治療半年，等他的精神狀態好轉，再把他接回家。”李松嶺的家屬告訴記者，目前，家人已為李松嶺辦理了殘疾證，并向當地民政部門提交了申請“五保戶”的資料，“審批通過后，每個月都能領到國家補貼”。

責任編輯：過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