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整形手術背后的兩場官司,以及停不下的網暴
記者/佟曉宇
徐俐在醫院門口“維權”
對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整形外科醫生薛紅宇和他的助理來說,這原本只是形手眾多重瞼修復手術中的普通一例。
2023年5月17日,術背薛紅宇通過院外會診的兩場方式,在北京愛美門診部為患者徐俐做了重瞼修復手術。官司最初,及停徐俐反饋滿意術后狀態,不下暴半個月后她開始以手術失敗、場整“做壞了”等理由提出索賠。形手
2024年底,術背徐俐將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和北京愛美門診部告上法庭,兩場索賠53萬余元,官司同時要求他們在國家級有影響的及停媒體上道歉。此后案件經歷一審、不下暴二審,場整今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駁回徐俐索賠和要求道歉的訴訟請求,認定北醫三院和愛美門診部的診療行為不存在過錯,不構成醫療侵害責任。
官司背后是無法停下的網暴,兩年的時間里,當事方都被卷入這場漩渦。
自2023年6月起,徐俐開始持續向薛紅宇助理發送自殺威脅和恐嚇言論。同時,也在多個社交平臺通過評論、發布短視頻、直播等方式“維權”……薛紅宇起訴后,2024年5月,北京互聯網法院判定徐俐的相關言論侵犯了薛紅宇的名譽權,應當道歉并給予賠償。
但直到現在,薛紅宇仍未等到道歉和賠償,網暴的余波也仍未平息。
一次普通的重瞼修復手術
三十年來,薛紅宇一直在北醫三院整形外科工作。他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之后曾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讀博士研究生,此后一直沒離開過這個領域。
2023年5月,徐俐通過薛紅宇助理潘妍預約看診,潘妍具有醫師資格證,也是一名整形科執業醫生。在北京愛美門診部(下稱愛美門診)第一次面診時,薛紅宇認為徐俐“要求非常高,甚至是極端和苛刻。”同時,考慮到她此前已經經歷過三次修復手術,修復難度更大。最終,薛紅宇拒絕了她的手術要求。
不久后,徐俐再次與潘妍聯系。提出相信薛紅宇,還是希望手術,并在微信中表示“不是無理取鬧的人,有問題解決問題,絕不找麻煩”。“考慮患者就診意愿強烈,對手術復雜性和恢復不確定性有了充分認知,并自愿接受手術風險”,最終薛紅宇還是同意為徐俐做手術。
2023年5月17日,薛紅宇在愛美門診為徐俐做了重瞼成形修復術、內眥贅皮矯正術,手術費用共計兩萬四千元。根據相關聊天記錄,術后第二天徐俐曾給潘妍發來自拍照片,表示自己對術后的形態非常滿意。此后5月19日到5月27日期間,徐俐也多次表示對手術效果滿意。
術后十天左右,徐俐在與潘妍的聊天中稱自己出現了眼頭疤痕增生情況。聊天記錄顯示,潘妍告知徐俐增生是術前已經預見到的,疤痕問題通過打針處理即可。徐俐自己也稱,“效果我很滿意,只是我是疤痕體質,影響了形態。”那之后徐俐曾到愛美門診接受疤痕針注射。
薛紅宇的另一位助理李文提到,徐俐當時可能有些心急,“恢復期通常都要半年,甚至一年,一個此前做過三次重瞼修復手術的患者應當比其他人更清楚。”
但自2023年6月4日起,徐俐在給潘妍的微信中提到,“看看你們給我做的啥……沒有技術還去做手術……給我做個這樣的斗雞眼。”同時,提出“退一賠二”的賠償方案,并開始在短視頻平臺上發布照片。
薛紅宇告訴記者,關于恢復期時長也是術前溝通的重要內容,自己曾細致地告知徐俐恢復時長,“她肯定清楚恢復期較長,眼部狀態還遠遠沒有達到修復期后的效果。”
薛紅宇介紹,至少就本例手術而言,重瞼修復術單從技術復雜程度而言,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手術,但除了技術上的要求,更難的是要迎合患者本人的審美需求。“包括靜態動態、睜眼閉眼,兩邊對稱度等這些相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患者要求極其細致,要求還原到原生狀態,這就意味手術標準變得很主觀,手術也變得非常復雜。”
整形手術特有的審美主觀性,往往也帶來比其他手術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我認為公平的應該是從第三方的角度出發,來評判它手術前后的對比,這是比較客觀的標準。”薛紅宇說。但是至少目前來看,國內還沒有建立這樣的標準評價體系。
也正因此,薛紅宇提到,通常在手術前,醫生會與患者進行細致溝通,“溝通中我們并不會談手術帶來的好處,相反會細致地解釋可能帶來的并發癥和各種后果,也會評估我們是否能達到患者提出的要求,如果我們無法達成共識,手術通常就不會繼續,很多時候這依賴醫生和患者各自的誠信。”
面診前徐俐向潘妍咨詢的聊天截圖
持續近兩年的官司
術后第18天,徐俐開始在短視頻平臺通過視頻、直播等方式發布自己修復手術失敗,要求退款、賠償等內容。
據愛美門診院長姜寧講述及案件相關材料顯示,愛美門診與徐俐于6月9日簽署一次性退費協議,協議中約定愛美門診在7個工作日退款,徐俐刪除社交平臺相關信息。而徐俐與潘妍聊天記錄顯示,6月15日徐俐稱協議不公平、無效。此后,徐俐曾通過律師傳達,希望愛美門診能夠賠付各項費用共計49萬。
提起為何開始協調賠償,姜寧表示,首先是徐俐曾通過微信表示自己存在自殘行為,“我們也不想事態發展到不可控的地步,與醫生商量后我們決定還是將醫療費用退給她,希望對方不要再折騰了,而且對方每投訴一次我們都要準備大量的材料和消耗時間去配合調查,這也影響了我們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但就賠償問題,雙方一直沒有達成一致。
2024年徐俐將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下稱北醫三院)和愛美門診告上法庭。2024年12月10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立案后,進行了公開審理。
案件一審判決書顯示,徐俐認為,最初與她聯系的助理將她介紹到愛美門診,并表示愛美門診是薛紅宇的合作醫院。徐俐認為手術操作不規范導致術后效果與術前承諾不一致。她認為薛紅宇作為北醫三院醫生,在網絡平臺虛假宣傳承諾,誘導其到愛美門診就診。
徐俐與潘妍的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5月15日徐俐提出想當天下午面診,潘妍表示下午五點半可以安排面診。徐俐詢問門診是否在北醫三院,潘妍稱,“三院周三下午周四上午有門診,其他時間都不接診”,徐俐表示“我想今天看”,隨后潘妍將愛美門診部地址發送給徐俐,后徐俐成功約上面診。
薛紅宇告訴記者,有時下班或者周末會在愛美門診會診,這符合相關規定,并不存在故意引導患者去特定地方就診。
根據案件材料,北醫三院向法院提交的《會診邀請函》《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醫務處醫師外出會診管理登記表》顯示,2023年5月17日愛美門診部邀請薛紅宇為徐俐會診,會診目的為協助手術,醫務處登記備案情況為會診手續齊全,安排醫生前往會診。
由于徐俐向衛健委信訪投訴薛紅宇超執業范圍行醫,西城區衛健委曾對此展開調查,并在2024年2月29日作出《答復意見書》,認為薛紅宇外出會診符合規定,并不存在超執業范圍行醫問題。
案件一審判決書顯示,手術當天,徐俐認為自己的術前檢查中的一項凝血指標FIB低于正常值。但她認為薛紅宇并未告知她這個情況,還是進行了手術。手術造成她眼部術后出血不止,疼痛不止,迎風流淚,眼部增生、疤痕、閉合不全。
薛紅宇解釋稱,對于患者的檢查結果,醫生會綜合評估,“重點是要評估檢查結果是否影響手術,會不會帶來手術風險,如果相關其他檢查均正常,單項指標在機器自身誤差的合理的規定浮動范圍內,事實上是不影響手術的。”
2024年8月14日,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曾委托北京市海淀區醫學會對愛美門診的診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徐俐術后所患干眼癥、眼部瘢痕、結膜炎、淚腺損傷與診療和手術的因果關系以及術后效果等進行鑒定。
據《醫療損害鑒定意見書》顯示,徐俐的術前檢查中FIB值為1.94g/L, 參考范圍值為 2.0-4.0g/L, 萬孚半自動血凝分析儀中測量準確度FIB測量的相對偏倚不超過±10.0%,修正后的正常值為1.80-4.40g/L。結合患者的其他凝血指標,不構成手術禁忌。
而對于徐俐出現的眼瞼閉合不全等癥狀,薛紅宇認為,“患者以前做了三次手術,每次肯定都去皮(指眼部皮膚)的,導致皮量確實不足,我們重建修復要改窄,也必須要去皮,這意味著康復初期會有閉合不全的情況,這些我們反復跟患者交代清楚了,一般經過一年左右的恢復,基本都能閉合全。”
上述《鑒定意見》認為,術前醫方關于病情、手術并發癥、手術風險進行了書面告知并取得患者簽字同意。鑒定查體認為目前患者雙側上瞼基本對稱,無明顯增生性瘢痕,未發現眼瞼閉合不全。結合病史資料,未見眼瞼閉合不全的臨床診斷,綜合考慮,被鑒定人眼瞼閉合不全依據不充分。
同時,對徐俐的干眼癥、結膜炎等診斷結果,鑒定認為其與很多因素有關,無證據證明該患者的情況與此次手術相關。
鑒定最終認為北醫三院和愛美門診的診療行為符合診療常規,不存在過錯,不構成醫療損害責任。
對于《鑒定意見》的鑒定結果徐俐并不認同。曾向法院提交邯鄲市眼科醫院、北京朝陽醫院和河北省眼科醫院的診斷證明,顯示其雙眼干眼癥、雙眼瞼板腺功能障礙、眼瞼閉合不全。
但一、二審判決書均認為,鑒定機構由雙方共同選擇確認,具備相應鑒定資質。鑒定材料經雙方質證,依法予以確認。鑒定意見書分析意見依據較為充分,具有說服力。針對徐俐對鑒定意見提出的異議,鑒定人也出庭接受了質詢。
徐俐主張鑒定人之一與薛紅宇同為中華醫學會整形外科分會人員應當自行回避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一、二審法院對《鑒定意見》予以采信。對徐俐申請的重新鑒定沒有準許。
2025年5月12日,北京西城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徐俐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北醫三院、愛美門診部的診療行為存在過錯,駁回徐俐的訴訟請求。在徐俐上訴后,2025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
徐俐簽字的手術風險告知書
無休止的“發聲”
判決結果并未終結這場糾紛。
在官司進行的同時,徐俐曾向潘妍進行自殺威脅,也一直沒有停止在網絡上“發聲”。
在徐俐與潘妍的聊天記錄中,徐俐曾在微信里告訴潘妍,“我當著他(指此前為其做修復手術的醫生)的面割腕自殺過”。
徐俐曾給潘妍發過匕首抵在大腿部的照片,并表示“我現在晚上不能睡,白天也不困,用不了三個月我就死了,但是我死之前要直播。”
相關材料顯示,在多次短視頻、直播中,徐俐佩戴黑色眼罩,稱自己手術失敗,與網友連線。并在短視頻中發布“北醫三院薛某宇長期非法行醫、欺壓百姓”“投訴無門,相關部門充耳不聞”等文案。
姜寧稱,徐俐開始在網上發聲的同時,也向衛健委等相關部門進行了近四十次投訴。“每次我們都需要準備大量材料到相關部門配合調查。”
薛紅宇助理李文提到,不只是薛紅宇和相關工作人員,很多在網上為薛紅宇發聲的人也遭受了網暴。一位沈陽的患者把女兒手術前后的對比圖發在了薛紅宇短視頻平臺的評論區中,緊接著就收到一些人私信辱罵。“而她只是對女兒手術很滿意,把自己女兒的照片貼在了評論區而已。”
長期網暴給大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在這之前,薛紅宇一直在短視頻平臺進行整形知識科普,但他很少在意網絡上的評價。“不論是說好的還是說不好的,我覺得都正常,因為美學沒有絕對標準,整形手術很難說讓患者百分之百滿意。有不滿意的地方是正常的,說好的也只是對結果滿意而已。這些評論只要不是歪曲事實,我都能接受。”
但面對徐俐的網絡“討伐”,薛紅宇稱自己也開始失眠。姜寧稱自己曾在凌晨3點收到薛紅宇的微信,說自己睡不著覺。“我晚上做夢都夢到她又去薛醫生那里鬧。”姜寧說。
愛美門診也是潘妍注冊執業的定點醫院,但自從去年9月起,潘妍就沒有再去醫院上過班。姜寧介紹:“她患上了抑郁癥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手疼得舉不起來,晚上睡不著覺,一直沒有上班,因為徐俐是她接診的,所以后續這么大影響,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薛紅宇盡量將這件事的影響降到最低,但他提到,此后團隊都決定不再接受類似的修復手術。“以往對于類似手術其實我是很想挑戰的,但是目前為止我的手術量較之前已經減少一半。很多患者可能不說是因為徐俐的事情而不來,只是本來約了手術,但后來又取消了。”
經過一段時間取證,薛紅宇以名譽權被侵犯將徐俐告上法庭。薛紅宇說,之所以后來堅定地打官司也是因為想讓其他醫生看到,“法律可以保護醫生,患者試圖通過網絡鬧事,也會付出代價。”
2024年5月31日,北京互聯網法院作出判決,判決書顯示,徐俐在社交平臺發布的言論中使用了大量“簡直是流氓”“老薛你還沒凍死呢”“喪心病狂”“道德淪喪枉為人”“臭不要臉說這種話”“無恥下流至極”等侮辱性詞匯和語句。而對于徐俐提到的“非法行醫”“他做一半助理做一半”等言論,法院認為現有證據并不足以證明,所以徐俐的相關言論構成對薛紅宇的誹謗。
姜寧稱,對此醫院特意向相關部門提供了當時手術時的部分視頻,用以證明縫合是薛紅宇操作的。“手術是局部麻醉,患者是清醒的,我不可能明目張膽的做一半手術就跑掉,事實上從開始切開直到最后縫合階段,我進行了連續間斷縫合,后續助理在壓迫止血后再進行加密縫合,但這其實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前期我的縫合完成后,重瞼的長度、寬度、厚度和深度就已經固定了。”薛紅宇稱。
據西城區衛健委調查,徐俐的手術中潘妍為助理醫生,手術縫合由薛紅宇完成,助理醫生潘妍在薛紅宇指導下進行了表皮加密縫合,薛紅宇和助理醫生并不存在違規行為。
最終法院判定徐俐的相關言論侵犯了薛紅宇的名譽權,應當道歉并給予相關賠償共計兩萬五千元。
徐俐在網絡上不斷“發聲”
難以消除的影響
判決下來后,徐俐一直沒有履行相關判決。薛紅宇申請了強制執行,“但只強制執行回來300塊錢,就沒錢了。”
薛紅宇也一直沒有等來徐俐的道歉。今年8月,徐俐曾到薛紅宇工作的北醫三院鬧事。薛紅宇當時的診室里正有患者在問診,他稱那之后患者明顯表現比較尷尬,“我也只能苦笑,不知道如何面對患者。”
網上的攻擊也還在持續。在薛紅宇短視頻平臺上的一條發布于10月5日的視頻下方,仍有評論稱“給人家做壞了還不負責,什么醫生啊”。
“如果說她到線下鬧的話,保安就請走了,或者報警,她沒有辦法持續,但是線上的話則是持續不間斷的,成本極低。”薛紅宇說。
現在,薛紅宇開始要求助理對每一次患者問診、術前談話都要進行錄音錄像,“以前我們沒有這個要求,這件事發生之后我們開始要求每一次與患者的溝通都要進行錄像留底。”
這種方式也增加了溝通成本。“病歷簽字確認都會錄音錄像,這個確實給大家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溝通時間會特別長,簽字可能就要一個多小時。”
姜寧提到,手術當天是徐俐的生日,潘妍特意為她訂了鮮花和生日蛋糕,“在我們看來這是挺感人的醫患故事。”
一直到現在,潘妍都沒能回歸工作。薛紅宇說,潘妍是跟他合作多年的助理,“對手術流程一清二楚,是團隊培養了多年的醫生,具有獨立手術能力,但現在卻無法回歸工作。”
姜寧告訴記者,由于徐俐的投訴和舉報,甚至消防部門也曾到醫院檢查。“我們也被舉報過非法行醫,常常是警察開著警車停在門口,患者都在大廳等候,但每次我們必須迎檢、配合調查,這對我們的經營也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
薛紅宇說,現在只能盡量恢復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軌跡。“盡量去規避這種影響,我們做好自己的工作,過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別影響工作和手術。”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潘妍、李文、徐俐、姜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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