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臺灣花蓮縣堰塞湖，在“樺加沙”導致的死失持續暴雨沖擊下，發生致命性溢流并迅速潰決。蹤場至24日中午的本可避免數字，共造成17人死亡、花蓮禍34人受傷，潰壩另有129人下落不明。慘案

2. 早在7月21日，死失臺風“韋帕”過境期間，蹤場馬太鞍溪上已形成了一座巨型堰塞湖。本可避免這一重大地質隱患自形成之初就已被發現，花蓮禍并立即引發關注。潰壩但至今為止，慘案除了一次小范圍疏散外，臺當局及相關部門其余所有行動都停留在“開會、調研、評估、制定方案”的循環中。

3. 事件發生后，臺當局的應急響應失靈，針對堰塞湖可能潰決的預警未及時傳達，許多民眾毫無準備；消防部門由于道路被毀、通訊中斷，救援力量難以快速抵達核心災區；民進黨、國民黨則急于互相撇清關系。

作者丨唐駁虎

2025年9月23日下午2時50分，臺灣花蓮縣萬榮鄉馬太鞍溪上游，一座由泥石流形成的巨大堰塞湖，在超強臺風“樺加沙”的持續暴雨沖擊下，終于不堪重負，發生致命性溢流并迅速潰決。

近億立方米的洪水夾雜著巨量泥沙和碎石，如同“海嘯”般以驚人的速度奔涌而下，僅半小時內便將下游的市區徹底淹沒。

在泥石流般的洪峰沖擊下，2019年才建成的馬太鞍溪新橋瞬間被沖垮，橋體斷裂成數截，僅剩孤零零的橋墩矗立在渾濁的激流之中。

滅頂之災：泥石“海嘯”瞬間吞噬城鎮

現場畫面令人窒息：渾濁的泥流灌入街道，水深一度高達數米，一層樓高的民宅被完全夷平；大量汽車被卷走漂浮，甚至包括多輛用于救災的臺軍軍用卡車；

居民被迫爬上屋頂避難，有婦人腰部以下浸在水中，只能死死抱住柱子以防被沖走。

據花蓮消防局統計，截至當晚7時，已有至少2人死亡、3人失聯，263人被困。到24日清晨，傷亡數字急劇攀升，至24日中午的數字，是確認造成17人死亡、34人受傷，另有129人下落不明。

花蓮縣消防局指出，該地的敦厚路、佛祖街發現罹難者人數最多，多數為年長者，罹難點多半在一樓（地面），初步研判為撤離不及。

目前大水已退去，但街道仍充滿泥濘土石，救難人員持續艱難地逐戶搜尋，最終死亡人數仍待厘清。

搜救人員在泥濘中逐戶排查，每一分鐘都關乎生死，但129名失蹤者生還希望渺茫，兇多吉少。

更令人心驚的是，這場災難尚未結束。根據臺灣災害應變中心最新通報，此次潰決釋放的水量僅占堰塞湖總蓄水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仍有超過3000萬噸的高危積水懸于上游。

堵塞體結構極不穩定，隨時可能再次發生大規模潰決。當局已緊急要求下游居民進行新一輪疏散，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生死救援仍在繼續。

罪責昭彰：長達兩個月的系統性怠惰與“會議救災”

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其根源絕非純粹的“天災”，而是長達兩個多月的行政怠惰、風險誤判與系統性治理失效所釀成的巨大人禍。

早在2025年7月21日，即臺風“韋帕”過境期間，因上游林地大規模崩塌，土石阻塞河道，已在馬太鞍溪上形成了一座面積達140公頃、蓄水量約8600萬至9100萬噸的巨型堰塞湖。這一重大地質隱患自形成之初就已被發現，并立即引發關注。

然而，從那時起直到災難爆發，臺灣各級部門的表現堪稱一場荒誕的“會議救災”鬧劇：

7月底，相關部門曾派直升機進行空中勘察，確認了堰塞湖的存在，但此后再無實質性行動。

8月6日，"水利署"花蓮分署邀集下游單位召開防災分工協調會，議題空泛，未形成排險方案。

8月7日，"林業保育署"廖姓副署長親赴現場開會，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效果。

8月13日，當媒體追問處理進展時，官員僅以"努力解決"敷衍回應。

8月28日，"水利署"召開河道疏浚協調會，達成9月底前疏浚60萬噸的目標，但這對于總量近億噸的堰塞湖而言，杯水車薪，且從未真正執行。

9月17日，花蓮縣消防局應變中心召開“馬太鞍溪疏散撤離因應對策研擬及推動研討會議”，據最新監測數據調整應變作為。

9月18日，在災難迫在眉睫之際，國民黨陣營的花蓮縣長徐榛蔚（女，其丈夫傅崐萁也曾長期擔任花蓮縣長）竟帶領"縣府團"前往日本、韓國"考察"如何排險，上演了一場"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政治作秀。

9月19日，氣象部門已預測"樺加沙"將侵襲花蓮，但當局仍未采取任何緊急排險措施；同日，專家共識將“最可能情境”由極端潰壩改為“晴天溢流、下切約50公尺”的沖刷型事件，并依此調整避難疏散策略。

9月22日，縣政府報告稱堰塞湖將于24日有溢堤危機，僅啟動部分撤離，依然拒絕實施工程干預。

回顧這兩個月，除了組織一次針對230多戶、630多人的小范圍疏散外，其余所有行動都停留在“開會、調研、評估、制定方案”的循環。

相關部門輕率地評估稱：“若無豪雨，堰塞湖將在10月中旬自然溢流，目前無立即潰壩危險。”

這種基于僥幸心理的判斷，直接導致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被長期擱置在人口密集區的上游，直至“樺加沙”的暴雨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應急失效與責任甩鍋：體制崩壞下的二次傷害

當災難真正降臨時，臺灣當局的應急響應也暴露出嚴重問題。盡管氣象部門發布了臺風警報，但針對堰塞湖可能潰決的具體、分級預警并未及時傳達給下游居民。

許多民眾對即將發生的滅頂之災毫無準備，甚至有人以娛樂心態看待臺風，延誤了最佳撤離時機。

潰壩發生后，雖然消防部門迅速響應，但由于道路被毀、通訊中斷，救援力量難以快速抵達核心災區。

橋梁損毀導致交通中斷，救援主要依賴直升機和橡皮艇，效率大打折扣。更令人痛心的是，有急病患者因被洪水圍困無法及時送醫而不幸身亡，反映出應急體系在極端情況下的脆弱性。

災難尚未結束，臺灣當局內部的相互推諉和甩鍋大戲已然上演。國民黨地方縣政府、民進黨省級“中央”部門、行政院之間互相指責，將責任歸咎于對方。

民進黨、國民黨則急于互相撇清關系，而三立等親綠媒體更是充當“洗地”工具，試圖把這場徹頭徹尾的人禍包裝成“百年一遇的自然災害”，掩蓋其長期瀆職的事實。

深層反思：防災體系的全面崩潰

花蓮堰塞湖潰壩事件，是臺灣地區防災減災體系全面崩潰的集中體現。首先，是風險識別與管理機制的徹底失敗。對于如此龐大且已知的地質隱患，缺乏動態監測和主動干預的制度安排，寄希望于“不會下雨”的僥幸心理，而非科學決策。

其次，是基礎設施抗災能力薄弱。山區關鍵設施的設計標準是否足以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復合型災害，值得拷問。馬太鞍溪橋在洪峰沖擊下瞬間被摧毀，加劇了人員傷亡和救援難度。

最后，是社會韌性不足。政府的危機溝通與強制疏散機制不夠精準有力，公眾的風險意識也有待提升。

結語：129個家庭的絕望，是對官僚主義最沉痛的控訴

17條生命的逝去，129個家庭陷入無盡的等待與絕望，不是大自然無情的必然結果，而是一場由人為疏忽、官僚主義和政治作秀共同釀造的巨大悲劇。

它用最沉痛的方式警示我們：在極端氣候日益頻繁的今天，真正的防災，不僅在于災后的奮力救援，更在于災前的未雨綢繆與責任擔當。

否則，每一次臺風來襲，都可能重演今日的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