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你們不僅僅85學生，也是新大學分這所大學形態的創建者。”

　　收到福耀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福耀科大”）錄取通知書的數趕這天是7月24日。江西考生小熊親手拆開快遞，超專先看到的業隨是校長王樹國的簽名，他知道這是便選校長一份份親筆簽下的，一共50份85每個編號都是新大學分0001。編號正對的數趕另一面，就寫著這句寄語。超專

　　福耀科大是業隨今年最新獲批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之一。75歲的便選“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捐資100億元籌建，66歲85王樹國剛從“雙一流”名校西安交通大學校長職位卸任，立刻決定出任福耀科大校長。新大學分古稀之年的數趕兩人，決定一起探索不同于傳統大學的新賽道。

　　今年2—6月，教育部連續批復同意設立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學，分別是福耀科大、大灣區大學（以下簡稱“灣大”）和寧波東方理工大學。三所大學的批文中，國家對其定位與角色有統一表達：新型研究型大學，以“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為辦學定位，聚焦服務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此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南科大”）、西湖大學和深圳理工大學（以下簡稱“深理工”）等“前輩”走上了這條道路。

　　這條路通往的是未來的知識體系、大學與產業形態。有勇氣押注的，還有一些學生與家長。小熊今年的高考分數為628分，這足夠他拿到武漢大學的“入場券”。但他選擇了福耀科大，父親最初很反對，認為雖然有“網紅校長”王樹國背書，但在保研、就業等方面仍有很大不確定性。據他觀察，就其所就讀中學而言，只有極少數同學在志愿填報時真的選擇了福耀科大。

　　這揭示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復雜性。只要是改革，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只不過，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改革需要“學生和大學共同實驗”。

　　“小而精”的比較優勢 

　　招生宣講會結束的第二天，高中校長把小熊單獨叫到辦公室，勸他福耀科大“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機會，一定要抓住”。高考前，該校長曾邀請王樹國來校分享福耀科大的培養理念，聽完后，他被這位改革者說服了。他押注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未來。“校長對我說，過幾年，福耀科大的分數線一定會更高，越早進去，性價比越高。”小熊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

　　敢于“賭一把”的考生與家長并非沒有自己的“算計”。多位受訪學生與家長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學最吸引他們的有三點：一是專業的自由選擇權；二是超高師生比；三是豐富的實驗室與科研資源。這些共同指向了新型研究型大學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人均資源。

　　“國家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期待很明確，就是希望我們肩負著改革的使命，改革的對象，就是那些在傳統大學中長期難以解決，但對國家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教育強國建設至關重要的問題。”一位不愿具名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管理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指出，創新型人才培養方面，目前最根本的難題就是人才培養的個性化需求與資源有限性間的矛盾。自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以來，我國大學越來越“大”。越是綜合排名高、名氣大的學校，國家給的招生任務就越重，一屆學生動輒幾千人。很多“雙一流”大學，生師比超過20：1。然而，每個學生都擁有不同的潛能與特質，對教育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在前述大學管理者看來，教育的作用就是讓每個孩子的優勢都能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來。

　　“喜歡什么、擅長什么、未來想從事怎樣的工作……只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每個學生才能按自己的興趣去選擇未來。創新人才培養的關鍵，是尊重人才的個性化成長規律，傳統大學不是不清楚這點，只是受限于種種因素做不到。”在他看來，新型研究型大學最核心的定位就是“小而精”，這是很多改革得以落地的關鍵。

　　從個性化培養的目標出發，新型研究型大學在設計人才培養模式時，基本遵循兩個底層邏輯：一是提供充分的選擇空間，包括專業、課程、導師與科研實踐；二是資源要跟上。

　　大學生要做的所有選擇中，最重要的毫無疑問是專業的選擇。西湖大學副校長、理學院執行院長鄧力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多數傳統大學實行按專業錄取，學生進入大學后，已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于所選專業的軌道，并通向某個確定的職業目標。新型研究型大學提供更大的選擇權，希望學生們進入大學后先不要急于選專業，通過選課或科研等渠道接觸不同專業后，再結合自身興趣做出選擇。

　　“西湖大學允許學生多次選擇。”鄧力強調，“我們的教育理念，是只有當學生找到了自己喜愛的專業，才可能具有長期的自驅力，而一個具有自驅力的人，才最有希望成為真正的創新者。”

　　2018年成立的西湖大學，由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擔任校長，2022年開始招收本科生。首屆學生小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初選擇西湖大學，正是因為學校提供了較長的試錯時間。他從小就想成為科學家，高中時對物理和數學都很喜歡，進入大學后，他才進一步明確了數學和物理看待問題的視角有何不同，發現自己更熱愛物理。

　　西湖大學的首屆本科生共60人，據小范估算，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在大一就清楚要選擇哪個專業，剩下的同學則是經過了一年半的“游蕩”后，才做出選擇。

　　目前，多數新型研究型大學規定學生從大二起開始確定專業，也有部分學校將時間提前到大一下學期。為了讓選擇足夠理性，這些大學設計了各種制度以確保學生對不同專業的認知不會浮于表面。

　　一種辦法是科研實踐。深理工采取的模式是“4+1”，學生每周只上4天課，到了周五，要求學生進入不同學科的實驗室輪轉。另一種是設計多元化的通識課程體系。以深理工為例，從今年起，每個學院都將開設一門通識性導論課，大一學生可以“6選3”。

　　灣大副校長、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講席教授李曉明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灣大將計算機科學導論列為全校必修，且學習時間長達一年，以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包括邏輯思維、算法思維、網絡思維與系統思維，導論的課程模塊與四種思維分別對應。”

　　此外，導師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為每個學生在本科的不同階段配備了多位導師，包括生涯導師、學術導師、企業導師等。“我和學術導師平均每兩周吃一次飯，他對我的學術選擇產生了很大影響。通過和導師交流，我才明白什么是好的學問。”小范說。

　　近年來，很多傳統大學也意識到專業自由選擇的重要性，開始盡可能開放轉專業的權限或進行“大類招生”，但考慮到“僧多粥少”的現實，到具體轉專業、分專業時，學校還是不得不設置績點門檻。這會進一步導致學生陷入“卷”績點的焦慮狀態。

　　在灣大，李曉明說，即使80名學生全部選擇熱門的計算機專業，學校也會有足夠的師資資源支持。他覺得，學生們對專業的看法會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造成非正常的冷熱不均，但只要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和信息溝通，讓學生真的能充分了解不同專業的優勢與特點，一定會在實踐中逐漸達成一種“自然的平衡”。

　　目前，灣大還在嘗試探索基于學分的多專業學習路徑。“我去美國芝加哥大學計算機系參觀時，問系主任每年會招多少學生。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很觸動：我不知道每年來多少學生，只知道每年有多少學生從我的系畢業。當時，他拿出一張課表，只要學生修完上面列出的專業核心課，就給他們發學位證書。”李曉明說。

　　南科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沈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從通識課程體系設計、本科生參與真實科研，導師的全程相伴與引導，到本科生書院，新型研究型大學所構建的其實是以學生選擇為中心的人才培養制度，這是一套連續的、環環相扣的系統性制度。

　　“要確保每一個學生、從進校到畢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人管。這背后，依靠的是充分的資源支撐。比如我自己作為書院導師，要確保在每個學生身上投入其需要的精力，所以學校分配給導師的每一級新生是2—5個。”她解釋。

　　“自下而上”的改革

　　8月25日，2025年“科學探索獎”獲獎名單公布，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閆湞博士就在其中。她的研究方向是葉綠體蛋白轉運機制，去年，其團隊連續在頂刊《細胞》雜志發表論文，揭開了葉綠體蛋白轉運之謎。此時，距離閆湞2019年全職加入西湖大學，不過六年。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從美國回國后，她的科研進展會如此順利。

　　閆湞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初之所以選擇西湖大學，不僅是看中學校提供的平臺與實驗室資源，更關鍵的是給予年輕實驗室負責人（PI）充分的學術自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自由選題和評價體系。

　　她說，西湖大學允許所有年輕PI獨立組建實驗室、擁有招生權與自由選題權，并提供充足的啟動經費。“這里可以讓我在一個相對純粹的環境下，安心地自由探索。”

　　在國內很多大學，引進海外留學人員時，會根據其是否申請到“海外優青”來確定待遇。而西湖大學全面采取非量化的評價考核指標，以小同行評價和研究成果的不可替代性為核心標準，而不是論文數量、影響因子、國家級科研項目以及各種“帽子”。也就是說，在西湖大學，有沒有“帽子”并不與資源掛鉤。

　　為何傳統高校在“破五唯”方面一直進展緩慢？多位受訪者指出，其核心原因不僅在于內部，還在于高校面臨外部的重重考核壓力，包括學科評估與“雙一流”評選。簡言之，論文數量、國家科研項目以及長江學者、杰青與院士等“帽子”，直接關乎著高校能否爭取到更多經費和資源。

　　年輕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不想一直在原有的“游戲規則”里“游泳”，客觀來說，也不可能競爭得過那些老牌名校。它們想要另起爐灶。傳統大學里，圍繞各種指標的考核壓力層層傳導下來，在學校—學院—系—教師的生態鏈中，教師排在最末位。但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采取扁平化的管理體制，在鄧力看來，“甚至可以說是去中心化的”。

　　他解釋，西湖大學雖然有學院這一層級，但學校把資源“直接給到個人”，打破了學院利益格局。以核心的學生資源為例，博士生的名額直接放在教師名下，而不是先分到學院，再由學院內部調配。

　　鄧力認為，這項制度的最大好處是擁有很強的靈活性，如果教師有跨學科研究的需要，就可以無障礙地跨學院錄取學生，這樣也促進了學生交叉思維的培養。

　　“無論是交叉還是不交叉，重要的是沒有壁壘。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遇到的科學問題要求必須學科交叉才能解決，因此，交叉是基于需求自然形成的，不需要靠外界來強制推動。我始終認為，當老師的知識結構與研究方向處于最前沿時，必然具有強交叉性。所以學校要做的就是相信老師，給他最大的自由，為其提供所需的一切資源。”鄧力分析。

　　本質上而言，無論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培養模式改革，還是“以老師為中心”的資源分配方式調整，都指向一種徹底的、自下而上的體制機制革新。沈紅認為，這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和既有研究型大學的區別。“校齡長的大學歷史包袱重，涉及的學科與教師眾多，利益鏈復雜，往往只能做局部改革，難以進行全面、系統的體制機制改革。而新型研究型大學，可以輕裝上陣。”她說。

　　正因如此，新型研究型大學干脆直接建立起全新的學科架構。深理工首批成立的7個學院，例如合成生物學院、生命健康學院、算力微電子學院等都是交叉學院。福耀科大設立的每個學院都涵蓋多個學科方向。福耀科大校長王樹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人類的知識體系正在不斷重構，目前大學的形態仍處于過渡時期，因此，福耀科大暫時先構建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學科框架，保留學院這一層級，但取消了系的設置。

　　不過，多位專家指出，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學已部分打破了學科之間的邊界，但大學與企業之間的“高墻”仍然存在。除了人才培養之外，國家賦予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另一重使命，是服務于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但現有評價體系中，對產教融合的導向性仍待加強。

　　國內某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科研處處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重科研、輕轉化”是我國高校長期存在的老問題。新型研究型大學雖然在指標設計中增加了導向性，比如將橫向經費的權重上調；教師如果取得了很好的轉化成果、解決了企業的某個重大難題，或自己孵化公司，在晉升時也會成為學術委員會的“加分”項。但必須承認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學也要面對外部來自傳統評價體系的壓力，同時，校內老師也無法完全游離于整個中國的學術生態系統之外。從結果來看，無論是學校在制度上的有意引導，還是老師對校企合作的主觀傾向，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改革的兩難之處。“我們無法完全另起爐灶，只能讓傳統的‘指揮棒’有所偏離。尤其在改革的初期階段，新型研究型大學首要的任務是生存下去，并逐步在傳統大學的包圍中建立起更高的江湖地位。要想實現這個目標，既要遵守一定規則，還要發揮出自己的特色。”前述科研處處長說。

　　“開一個口子”

　　從南科大籌建的2010年底算起，中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已進入了第二個十年。第一個十年，只有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學誕生，分別是南科大、上海科技大學與西湖大學；而在2024年5月至2025年6月短短13個月內，就又增加了五所。“這反映出國家和社會需求的緊迫。”沈紅說。

　　她分析，一方面，國家需要愈發快速地應對新一輪技術革命以及高等教育創新的挑戰；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型大學難以靈活地迅速應對來自多維度的挑戰。這樣的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學應需而生。

　　但有觀察者已看到了一點與“新型”相悖的苗頭。一位“雙一流”大學的高等教育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學開始“主動融入固有的評價體系”，有的則是“被動裹挾”。“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資源。很多國家級項目不僅能帶來幾千萬元的經費，還有博士生名額，一些校領導為了學校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會扛不住壓力。”他說。

　　改革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多位受訪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管理者指出，當前，新型研究型大學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大學超前的改革需求與我國高等教育現有體制之間的矛盾。

　　“最大的一個挑戰在入口端，我們缺乏自主選拔學生的權限。”一位新型研究型大學有關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指出，不是每個學生都適應個性化的培養模式，新型研究型大學希望尋找那些真正有志于創新的孩子，這類人才不能僅靠高考分數選拔，“考試成績好和創新思維強完全是兩回事”。

　　但對于這一輪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有關部門都沒有下放招生自主權。上一個被授權招生試點改革的學校是西湖大學。西湖大學本科招生負責人徐勤榮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西湖大學今年才將招生擴展到省外，此前，主要在浙江省內以創新班的方式進行小范圍探索，從高二、高三直接選拔生源，學生自主報名，由學校組織初試、復試，按復試成績從高到低錄取。高二、高三學生都需參加當年高考并達到浙江省特殊類型招生控制線。“這種招生模式下，高考成績只是達標性的要求。”

　　徐勤榮解釋，初試主要考查學生的基礎知識掌握情況，復試環節設置了學習能力測試和綜合評測環節，“這些考核環節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復試階段，重點測試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理解力、創新力以及與人溝通的能力。具有這些綜合素質的學生，才更適合進入西湖大學”。經過幾年的探索后，他發現，在同一個考核門檻下，高二學生“一點也不比高三生差”。

　　在招生方面，生源數量的控制也令一些改革者頭疼。對新型研究型大學而言，實現培養“精”的前提是規模的“小”。尤其是，相對于自主權更高的民辦公助大學，公辦大學每年在制定招生計劃時會經過一番博弈。“地方政府從提供優質教育資源的角度，肯定希望好大學擴招，尤其學校的分數線越高，這種壓力會越大。”一位公辦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管理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果實在“頂不住”壓力，他認為，破局的辦法只有一個：繼續堆資源。李曉明指出，“小而精”的培養模式，使得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生均經費顯著高于一般大學，基礎設施和教師隊伍建設也都需要超常規的資金。灣大目前主要依靠東莞市政府的投入，但單一的經費來源容易受經濟大環境的影響。

　　多位受訪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管理者也提出，無論民辦還是公辦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未來，學校要想獲得可持續發展，建立起自我“造血”功能與多元化的社會資金籌措機制都尤為關鍵。

　　他們建議，未來，國家應在政策層面給予新型研究型大學更大的改革空間，在碩博點申報、專業設置、招生等方面“開一個口子”。同時，有關部門對新型研究型大學進行考核評估時，也應使用不同于傳統大學的評價體系。“不要單純看規模，應多關注師生比、學科特色與質量、科研成果的影響力與前沿性，以及多引入來自社會與市場的評價。”

　　施一公在論文《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視域下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在研究型大學的基本分類框架中，新型研究型大學仍未作為一個單獨細分類型確立下來，體制機制改革和實際運行成效難以獲得應有的保障，給長期堅持差異化、特色化發展帶來挑戰。他建議，應繼續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針對新型研究型大學，建立以質量為核心、以創新為導向的評價體系。

　　（文中小熊、小范為化名）

責任編輯：劉德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