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位置：首頁 >休閑 >鮑韶山：比起挑戰資本，西方左右翼更愛甩鍋玩“文化戰爭”
游客發表
特朗普近日提議推出50年期房屋抵押貸款計劃，文化戰爭以鼓勵年輕人購房，鮑韶本西美媒則援引業內人士質疑其可行性
另類右翼勢力并沒有提出任何真正的山比甩鍋經濟政策綱領，而只是起挑訴諸一種“文化怨恨”式的政治。他們的戰資失敗是結構性的，反映出一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右翼深層問題——至少過去四十年來，這個體系不斷掏空著西方國家中越來越多人過上體面生活的更愛基礎。
另類右翼勢力拒絕挑戰金融資本、文化戰爭科技食利者或新自由主義秩序——恰恰是鮑韶本西他們利用了這個秩序制造的焦慮感。他們拒絕深入剖析病灶，山比甩鍋僅僅提供讓人情緒舒暢的起挑“癥狀學解釋”。在這一點上，戰資他們與自己所深惡痛絕的右翼“覺醒左翼”和“全球主義者”如出一轍：都以象征性的表演取代了物質層面的重建。
另類右翼把經濟權力的更愛問題歪曲成了文化與種族認同的問題，并常常摻入某種“末世神話”式的文化戰爭話術，呼吁“回歸傳統價值”，卻從不思考支撐這種“價值”的物質基礎從何而來，能否維系。其政治話語中頻繁出現回歸傳統的“家庭價值”等懷舊敘事，卻從不回應關于工資實質性增長的需求——這正是讓那些口號具備哪怕一丁點可能性的前提。
他們對移民問題的日益關注，有時甚至滑向“新優生學”式的“純潔”話語，卻刻意無視了跨越種族界限的結構性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根源。他們用“清洗”的政治替代了“結構性變革”的政治。
歸根結底，另類右翼的“后自由主義文化政治”，卻被自身堅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桎梏。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踐。1949年建國之初，新中國就拒絕了自由主義，并在此后建立起一個“發展型國家”，能提供住房、基礎設施、扶貧與科技自主等實際的公共政策成果?？梢哉f，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從未真正被自由主義的本體論所束縛——盡管自十九世紀中后期以來，曾多次有人嘗試將其引入中國。
當西方政治陷入“文化戰爭”時，中國把政治經濟的根基放在生產與流通上。另類右翼勢力不僅做不到這一點，甚至根本不愿意這樣做——因為恰恰是他們意圖在反對資本的同時，又保留資本本身帶來的既得利益。
當今多個國家里的另類右翼政黨和政治運動，正因他們共同缺乏的東西而顯得相似：都缺乏建立在對問題的結構性根源分析之上的嚴肅經濟愿景。他們的主導口號是反移民、反全球化和“某某優先”，但這些口號的背后，沒有任何正經的產業政策或經濟改革方案。
他們提出關稅威脅，聲稱要推行各種經濟保護措施，但從未考慮過對金融體系進行根本性改革。面對自動化對勞動者的威脅，他們除了表現出新盧德主義式的恐慌外，幾乎無所作為。至于住房金融化——私募股權、Airbnb平臺、土地分區限制，如今又加上五十年期抵押貸款——他們除了把窮人當替罪羊外，在政策主張上也毫無建樹。
一旦掌權，他們的成績單更顯空洞。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減稅政策讓83%的利益流向最富有的1%人群。而那份所謂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只會進一步加速財富的向上再分配。美國制造業并沒有復興，住房成本相對收入的比例持續攀升，購房者的平均年齡也越來越高，而最終的答案卻是：終身償還的房貸奴役。五十年期貸款雖然降低了月供，卻意味著一生都要為銀行打工，甚至讓銀行家們的利潤幾乎翻倍。
當地時間11月6日，特斯拉股東在美國得州超級工廠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上以75%的多數票批準了馬斯克的1萬億美元薪酬協議
另類右翼勢力一面哀嘆“福特主義契約”的終結——包括穩定的工資、住房、家庭與社區——卻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來取代靈活勞工、資產泡沫化和債務奴役。他們向美國“鐵銹帶”、法國的“郊區貧民區”、英格蘭北部的民眾喊話，卻沒有提供任何真正能讓市場重新嵌入社會目的的機制。他們的經濟話語充其量只是防御性的（“止血”），而不是建設性的（“創造未來”）。
另類右翼對文化議題的執念，其實正是左翼的鏡像，只不過是以負片的形式呈現。
在過去幾十年里，中間偏左的政治力量用“社會自由主義”管理著西方的衰退：他們忙于開展各種“權利運動”、“多元文化主義”，以及你能想到的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議題——與此同時，民眾工資增長停滯、工廠關閉、金融資本橫行。
蘇聯解體后，西方中左翼被掏空，失去了對經濟結構與西方體制的發言權。至于議會民主的虛偽程序令民眾失去實際權利，中左翼也無法提出任何有意義的替代方案。
布萊爾式的“第三條道路”只是給新自由主義的現實涂上了市場營銷式的口紅；通過私有化和政府職能外包把利潤轉入私人的腰包，卻讓公眾承擔風險與公共服務質量的縮水，再為修復和維持服務標準買單。克林頓的“三角策略”（即白宮同國會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立場保持等距）和所謂“政府再造”論調，也只是掩蓋了西方自二戰后形成的社會經濟契約體制的空心化——這個契約曾經為資本主義的粗糙邊緣打上磨砂。
這場長達四十年的實驗，已經失敗了。
如今，另類右翼勢力以社會保守主義的名義來主導一場反彈。他們主張反“覺醒”、親“傳統”，鼓吹“邊境墻”，而與此同時，金融資本依舊橫行無阻——依舊是那一套老舊的金融體系。
西方左翼和右翼都在回避物質層面的現實。文化比鋼鐵更“廉價”。討論代詞或雕像的意義不需要預算、不需要直接挑戰資本結構，以及終究不必引發罷工的風險。兩者都把失敗外部化——一切都是別人的過錯。他們還把政治當成身份營銷：對他們而言，選民被塑造成需要被動員的部落，而不是安居樂業、得到賦權的公民。
西方左翼的文化轉向掩蓋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紀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包容”）；西方另類右翼的文化轉向正掩蓋著新自由主義的惰性（對國內寡頭而言的“主權”）。兩者都沒有觸及經濟基礎的問題。另類右翼并沒有發明這種逃避機制——他們只是繼承了它。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的確是文化上的“后自由主義”，但在物質層面依然被套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馬甲。
另類右翼勢力拒絕挑戰資本，這絕非偶然，而是其政治邏輯的本質所在。西方經濟運轉的核心是金融、租金與股東至上原則。要想真正遏制因住房危機、就業不穩定與流失、社區瓦解所引發的不安，就必須拆解這些制度根基。
自2000年以來，美國房價中位數上漲了三倍，而工資卻沒有同步增長。另類右翼將矛頭指向移民，卻避談私募基金的大規模收購與鄰避癥候群（NIMBY）式的土地規劃。若要真正解決問題，政府就必須考慮推行土地價值稅、公共住房、限制企業購房與零利率貸款等政策。但這樣一來，郊區的房產價值就會暴跌，讓另類右翼勢力失去在金融領域的支持者，也會戳破他們承諾的回歸“自由之地”的幻夢。于是，美國民眾得到的方案是：五十年期房貸。
科技巨頭則通過數據、應用商店稅與云計算壟斷來抽取租金。另類右翼勢力將馬斯克和彼得·蒂爾奉為英雄，卻忽視他們在推進自動化、科技壟斷與監視體制擴張中扮演的角色。如果真要打破平臺壟斷、強制執行開放協議，那就會威脅到另類右翼自身賴以傳播主張的社交媒體平臺與渠道。因此，他們寧愿相信馬斯克/蒂爾式的“科技拯救神話”，幻想這些“開明的科技企業創始人”能代表追求一個“被救贖的社會秩序”。
他們的金主——房地產大亨、對沖基金經理，以及新興的“加密貨幣界巨鯨”——則依賴低資本利得稅與資產價格膨脹。征收財富稅或將資本流重新導向公共產業，是他們無法接受的。雖然征收關稅會推高消費者價格，但這些虛擬資本領域的企業盈利卻安然無恙。
特朗普今年6月提交的第二總統任期首份財務報告顯示，他與子女共同創立的加密貨幣公司在去年的代幣銷售中賺取了5770萬美元（約合4.14億元人民幣）。
正如國際貿易問題專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赫夫鮑爾（Gary C. Hufbauer）近期指出，截至2025年8月，“美國企業承擔了大約75%的關稅成本，主要通過壓縮利潤率實現?！彼又f：“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剩下的25%成本，表現為服裝、鞋類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價格上漲。這種分擔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未來幾個月內，最遲到2026年春季，大部分關稅負擔都將以高價的方式轉嫁給消費者。”
另類右翼需要這個他們所批評的體系。他們沒有其他的權力基礎。他們的知識界代表——包括播客主、網絡意見領袖和自媒體人物——靠煽動情緒謀利，他們從不關心制度建設，更遑論結構性改革。若要制定一份真正的計劃，就必須正面應對那套為他們提供資金、庇護與掌聲的經濟基礎。但他們選擇了情緒宣泄與金融幻覺。
中國提供了一種對照的模式。1949年建國時，新中國便在理念上明確拒絕了自由主義，并優先考慮生產而非市場，將主權置于資本權力之上。新中國取得的成就并非靠抽象的意識形態宣言，而是具體可見的物質成果。
自1978年以來，中國通過教育、鄉鎮工業化、土地改革、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使8億多人脫貧，其背后支撐是國家主導的金融體系與關鍵基礎設施投資。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住房擁有率達到90%以上，而當房地產投機抬頭、房價飆升時，國家果斷出手——“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在基礎設施方面，成果同樣顯著：4萬余公里高鐵、99%的電氣化率、5G覆蓋所有縣級地區。以上僅僅是一小部分的關鍵成就。
國有企業在鋼鐵、鐵路與能源等領域居于主導地位，成為提供“基礎設施流通”等核心公共物品的支柱；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如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和比亞迪——在國家信貸支持下成長，但始終處于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萍及l展也持續加速。中國企業從曾經的模仿與改良，轉變為如今的原創與引領。他們與科研機構站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前沿——在電動汽車、電池、新材料與可再生能源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公共研發體系與知識產權吸收機制、超大規模市場相結合，形成了一個高強度的創新生態系統，它并未像西方那樣依賴風險投資的“賭盤模式”。
中國敢于在必要時約束資本：它禁止加密貨幣交易與首次代幣發行；當科技巨頭偏離服務公共利益的軌道時，國家會出手干預（如螞蟻集團上市遇阻）；政府很早就開始執行數據本地化與強調信息主權的政策。中國利用市場，但沒有崇拜市場。金融服務于實業，而非反過來。這便是帶有國家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西方的另類右翼勢力無法復制這種模式，因為他們接受自由主義的經濟前提，卻拒絕其文化前提。中國則是兩者雙雙拒絕。事實上，中國從未被這兩個前提所束縛。
另類右翼的支持者基本盤沉迷于象征性勝利。他們的網絡生態系統把憤怒當成生意：主張“搞定自由派”、查封書籍、重新命名美國軍事基地。至于治理問題——設定優先議題、權衡取舍、長期規劃、編列預算甚至拖延——根本無法與這種即時提供的刺激感相抗衡。
今年9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國防部正式更名為“戰爭部”，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成為“戰爭部長”
另類右翼運動的思想領袖從危機中獲利，并不關心如何通過結構性改革去解決社會問題。
一份真正的施政綱領需要架構與耐心，需要投入于建設21世紀的工廠，培訓工人、資助面向未來的學徒計劃，而不是沉溺在對一個虛構的黃金年代的懷舊想象中。這還要求對能源體系和整個供應鏈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升級。
然而，這些都不在另類右翼的真正議程上，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是被包裹在文化政治的語境之中。相反，另類右翼提供的是一個個“敵人”。工廠依然關閉，房租持續上漲，算法收得更緊。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另類右翼成為了一個他們拒絕取代的體系的泄壓閥。
而另類左翼則是“覺醒左翼”的影子：他們同樣選擇逃避，只是換了身裝束。兩者都通過強調文化議題來管理衰敗，坐視虛擬資本在旁大快朵頤。
中國展現了另一條道路：拒絕自由主義的經濟前提，而不僅僅是其社會前提。去建設、去掌握、去引領、去兌現。
真正的后自由主義政治，應當向食利者征稅，打破平臺壟斷以孕育競爭者；應當直面虛擬資本那被掏空的殿堂，拒絕基于私人融資的政治權威；應當宣告：資本必須服務于實體經濟，服務于人民與國家，否則它將不會增進任何人的利益。
在迎來這樣的改變之前，西方的另類右翼勢力仍將是困在那臺機器里的幽靈——不敢拔掉插頭，只能在一個忘記了如何建設的文明中，陷入無盡的“文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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