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婚前最高人民檢察院表態“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同居引發公眾激烈討論。認定如何理解這一表態？屬于如何認定婚前同居？這是否會導致本應按故意傷害罪判處的暴力行為，轉而適用虐待罪？家庭一時間，各種疑問涌現。網民

最高檢這一表述出自25日召開的擔心新聞發布會，最高檢副檢察長葛曉燕在會上介紹近年來檢察機關辦理家暴案件的婚前特點和成效時指出：“隨著社會交往方式的多樣化，檢察機關依據刑法、同居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規定精神，認定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屬于婚前同居關系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關系，并將家庭成員身體傷害以外的家庭精神虐待認定為家庭暴力行為，對受害者的網民保護更加立體全面。”

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廳長侯亞輝在會上還介紹了馬某某虐待案這一典型案例，擔心指出“該案將具備共同生活基礎的婚前穩定婚前同居關系和精神虐待行為納入虐待罪刑事評價范疇，推動刑法與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有效銜接，進一步消除反家暴‘灰色地帶’。”

反家暴律師、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創始人李瑩從事反家暴工作20余年，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最高檢關于“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的表態，應結合馬某某虐待案來理解，即有共同生活基礎的穩定婚前同居關系可認定為虐待罪構成要件中的“家庭成員”。

對于不少網友們提出的“故意傷害行為將被‘降格’為家暴”、“同居即能分割財產”等觀點，她表示大多為“誤讀”，但為何大家會產生誤解，是值得深思的。“這和過往司法實踐中對部分涉家暴案件的‘輕放’有關。”

“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只針對反家暴問題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最高法在前幾日也提出了類似“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的表述。

21日，最高法發布2025年中國反家暴典型案例，曾廣受關注的北大牟林翰虐待案出現在其中。

最高法明確，與行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實，處于較為穩定的同居狀態，形成事實上家庭關系的人，可以認定為刑法中虐待罪規定的“家庭成員”。持續采取凌辱、貶損人格等手段，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摧殘、折磨的，屬于刑法規定的“虐待”。

最高檢和最高法的表態實際上都透露出一個信號：婚前同居可認定為“家庭成員”，精神虐待可認定為“虐待”，進而構成虐待罪。此前，非婚同居關系中的暴力行為，若未達到輕傷標準，可能會因為當事雙方不滿足“家庭成員”的身份而難以追究刑責，尤其是因精神虐待致人自殺的情況，法律認定更為困難。

“‘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事實上是從反家庭暴力的內在需求和家庭暴力零容忍的角度考慮，對虐待罪中所要求的家庭成員關系做出適當的調整和法律適用，以更好地保護家暴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呂孝權律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團隊承辦過多起涉家庭暴力的婦女權益法律援助和公益訴訟案件。

呂孝權表示，“婚前同居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這一對“家庭成員”的拓展解釋，目前只是針對反家暴問題，沒有涉及其他領域，一些網友擔心會沖擊到現有的財產制度和身份關系，是沒有根據的。

不過，有網友質疑目前的表述似乎只擴大了對“家庭成員”的解釋，并未提及具體的認定標準，那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如何認定呢？

李瑩指出，目前雖然沒有明確定義，但就最高檢和最高法分別披露的典型案例來看，符合這一認定應滿足兩個要素，一是雙方有相對穩定的共同生活基礎事實，二是雙方有結婚組成家庭的意愿。“至于同居多少天，屬于有相對穩定的共同生活事實，法院還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她表示。

近五年500余名家暴犯罪被告人被判處無期以上刑罰

對于此次最高檢的表態，還有一種聲音擔心：將同居關系納入家庭成員范疇，是否會導致大量本應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判處的的暴力行為，被歸為家暴行為，從而適用虐待罪被“降格處置”。

據我國刑法規定，故意傷害罪最高可判處死刑，而虐待罪的最高刑罰為七年有期徒刑，二者量刑標準顯然存在一定差距。

在李瑩看來，這種觀點的出現源于大家對家庭暴力的誤讀，“很多人認為家暴是輕傷害，就是打一巴掌推搡一下，故意殺人才是極端惡性的，他們會將家暴和故意傷害、故意殺人完全對立起來，實際上這是不對的。”

她表示，大眾應該意識到很多暴力行為，既是家庭暴力，也是故意殺人或者故意傷害，一些家庭暴力行為盡管比較輕，但有可能經過長期累積，會演變成為更惡性的暴力行為。

此外，大眾還有一種印象是，家暴行為所適用的罪責要比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更“輕”，這種理解也是不夠全面的。

呂孝權指出，這里其實涉及到《反家庭暴力法》與其他法律的銜接問題。我國現行法律中并不存在“家庭暴力罪”，按照《反家庭暴力法》的相關規定，該法對施暴者的懲治措施主要包括人身安全保護令、家暴告誡書、法制教育、心理輔導、撤銷監護權等，同時該法第三十三條也明確了與其他法律的銜接問題，如《民法典》《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視施暴人家暴情節輕重，可以分別追究其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他梳理《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后媒體曝光的多起涉家暴典型案件發現，家暴致死的案件，基本都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或是與虐待罪兩罪并罰，很少再出現以單一的虐待罪（致人死亡）判罪量刑的實踐案例。而據最高檢披露，近五年來，有500余名家暴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

公眾為何會“誤讀”

第一財經記者從多位關注反家暴工作的專家律師處了解到，目前網絡上的不少解讀都是“誤讀”。但是，不能認為公眾即是“錯”，而應當深思公眾為何會“誤讀”、會感到疑惑。

李瑩指出，目前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審判機關對一些涉家庭暴力案件“輕輕放下”的情況，這給社會公眾帶來了不好的印象。“部分法官自己就沒有真正意識到家暴的嚴重性，在一些情況下，‘家庭’與‘情感糾紛’反而成了施暴者的‘免死金牌’，給人的直觀感受就是涉家庭暴力案件被輕罪化處理了，施暴者的違法成本很低。”

比如，備受社會關注的四川“女子兩年被家暴16次”案，今年9月二審的結果維持一審原判，即以虐待罪判處被告賀某陽有期徒刑1年6個月，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9年10個月，共執行有期徒刑11年。對于這個判罰結果，仍有公眾有異議。

同時，一些基層執法人員在處理疑似家庭暴力案件時，會陷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誤區之中。李瑩表示，很多派出所的民警知道有反家暴法，但并不了解具體措施。很多地方的派出所遇到家暴案件，都當作普通家庭糾紛處理，“各打五十大板”，有些派出所連一封家暴告誡書都沒開出過。

呂孝權也表示，執法司法確實存在許多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觀念認識和實操處理技能缺乏，比如對情節不太嚴重的家暴案件，依然當做家務事和家庭糾紛處理，一調了之，而這有賴于通過開展持續性、強制性的反家暴教育培訓工作去推動，從這個角度來說，“網民的擔心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還有觀點指出，不應該區分家庭暴力和一般暴力，“家庭暴力”這個概念甚至都可以拋棄。李瑩并不同意這種觀點。

她認為，不能讓家庭暴力這個概念給不到位的司法實踐背“黑鍋”。“司法審判實踐經常把‘家庭’當作一個保護傘，這是實踐的問題，而不是‘家庭’這個詞的問題。”

她進一步指出，家庭暴力有自己特殊的行為特點，它本質是一種權力控制，很有可能長期持續發生，要懲戒家庭暴力行為，應設置特殊的處置機制，比如現行《反家庭暴力法》就規定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家暴告誡書制度。

不過，李瑩表示，還需要加強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力量的多方聯動，讓反家暴法真正“長出牙齒”。對于大家詬病較多的虐待罪最高刑期過低的問題，她也建議應適當抬高虐待罪的最高量刑標準。

李瑩也提醒，大家可以關注下近幾日最高法、最高檢發布的涉家庭暴力犯罪的典型案例。

“從這些案例中能看到最高法、最高檢對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態度，特別是最高法強調‘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糾紛，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希望更多社會公眾能認識到，家庭暴力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而惡性后果一旦造成，必須要依法嚴懲，而不是對其進行罪輕化的處理。”她說。

(責任編輯：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