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王一理

當新修訂的媒體《治安管理處罰法》將吸毒記錄納入封存范圍，輿論場瞬間分裂為兩大陣營，吸毒這到底是記錄“給悔改者重生機會”的法治進步，還是可封“縱容違法”的制度漏洞。但這場爭論的存救核心，從來不是非放“該不該給機會”，而是媒體如何端好法治溫度與風險底線的水平。

封存記錄的吸毒法理根基深植于現代法治精神。有法律專家澄清，記錄此舉非為庇護，可封實為賦予改過者公平重生的存救機會。這一制度設計，非放恰是媒體以法治溫度融化社會偏見堅冰的關鍵一步。當封存制度卸下“潛在危險分子”的吸毒標簽枷鎖，個體不再因過往輕微過錯被預設為“風險源”，記錄而是能以實際能力，公平地參與社會建設、創造自我價值。這種對權利的重新賦予與平衡，本質上是為斷裂的社會信任關系搭建修復橋梁，是讓信任鏈條重新運轉的必要舉措。

從法理而言，社會危害性更重的輕微犯罪記錄尚且能封存，其他為何不能給予改過自新的空間？這種制度設計并非對違法者的“特殊保護”，而是對“一次違法，終身受限”畸形現狀的矯正，讓懲戒回歸教育本質，讓更多人免于淪為社會邊緣群體。

而公眾的擔憂，本質也是對“底線失守”的集體焦慮。誠然，這種焦慮并非空穴來風：當吸毒藝人曾屢次試圖借公益洗白、資本運作變相復出，當緝毒民警用生命筑牢的禁毒防線不容動搖，任何可能松動約束的政策都會觸發敏感神經。人們害怕的不是“封存”本身，而是封存背后可能出現的監管真空 —— 吸毒記錄封存是否會成為吸毒藝人復出的“通行證”？特定行業的從業限制是否會形同虛設？一旦少數人濫用制度善意，就可能擊穿整個社會的禁毒共識，讓法治溫情淪為特權后門。

封存，并不意味著一筆勾銷。

化解爭議的關鍵，在于構建“封存不松綁、寬容不放縱”的雙重防線。封存絕非刪除，公安系統仍留存記錄，國家機關辦案可查，涉公職、教育、未成年人服務等特定行業可依國家規定查詢，這從根源上杜絕了“一封了之”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堅守“例外原則”，吸毒記錄封存僅適用于輕微治安違法的初犯者，對于販毒、多次吸毒等嚴重違法犯罪，必須保持零容忍的高壓態勢，絕不能讓特殊政策泛化。

法治的進步既要有人文關懷的溫度，也要有風險防控的硬度。在這場平衡術的實踐中，唯有把好“例外”關口，方能守住“封存為原則”的改革初心。

冰冷的案卷在制度中封存，溫暖的新生在包容中開啟。法治若能為迷途者懸起一盞歸航的燈，整個社會必將迎來更多浪子回頭的積極改變。我們才真正踐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治理智慧。這盞象征希望的燈，理應為每一個想重拾人生的人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