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評論員 韓朝陽

近日，禁燒中部一地遭遇連續陰雨天氣，排澇農民爭分奪秒排澇搶收之時，搶收期間村里的宣傳大喇叭卻循環播放“禁燒秸稈”“禁燃煙花爆竹”等信息。這一“脫離現實”的板豈場景被曝光后，引發輿論熱議，打基矛頭直指基層工作中的禁燒形式主義問題。

從常理看，排澇正逢秋汛過后搶收搶種的搶收期間關鍵時節，村民還在爭分奪秒排澇、宣傳搶收、板豈整地，打基村里的禁燒大喇叭卻循環播放“禁燒”口號，確實顯得不合時宜。排澇因此，搶收期間批評基層干部在工作中脫離實際、機械僵化，有一定道理。

但要弄清問題緣由，不能只看“喇叭喊什么”，還要看“是誰讓它喊”“為何非喊不可”。更要深思一層：如此機械死板、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為何頻頻出現、一再上演？

近年來，各地為防治大氣污染、落實秸稈禁燒責任，普遍采取嚴格管理。半月談記者了解到，許多鄉鎮每到夏秋農忙，都要為禁燒奔波：發經費、掛橫幅、巡邏值守，一年下來得花上二三十萬元。更關鍵的是來自上級的嚴苛問責：一旦發現著火點，上級部門要層層追責，不僅扣減地方財力，還要問責屬地干部。某地出現過，“一戶農民灶下有秸稈灰”“一塊地頭有人燒了一把火”“一戶村民在墳前燒紙錢”，由此導致三個鄉鎮領導被停職的事情。這樣的“高壓禁燒”，讓不少基層干部叫苦不迭。

換句話說，排澇搶收期間宣傳“禁燒”，并非基層干部不懂農時，而是出于對追責問責的恐懼與壓力。這樣的恐懼與壓力讓基層工作走形變樣、違背規律，讓基層干部不得不在“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之間艱難取舍。久而久之，工作的重心就從“解決問題”變成了“避免出事”，形式主義亦由此滋生。

從治理角度看，當排澇搶收和秸稈禁燒因特殊情況“撞”到一起，更需要上級部門的統籌協調，為“既要、又要”的基層“解困松綁”。如果部門之間各自為政，“你管你的禁燒，我管我的搶收”、誰都不允許自己管的工作落下，就會讓基層陷入“兩頭不敢放”的尷尬，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形式主義便會以各種方式重現。

就排澇搶收期間宣傳“禁燒”一事，村民的期盼也很樸素：盼望相關部門能根據基層實情及時調整工作安排，讓村里的喇叭多廣播些農民需要的幫扶信息，讓干部們把精力投入到村民最需要的地方。

排澇搶收期間宣傳“禁燒”，看似荒唐可笑，實則發人深省。若要從根源上杜絕“水深”之中憂“火熱”的荒唐事，最終“挨板子”的不該、也不應僅僅是位于執行末端的基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