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國科學報》記者 王兆昱

“措手不及！北大博士”今年元旦剛過，任教一紙“不再續聘”通知“傳”到了36歲的高校過背程欣手中。月末就是年考春節，程欣本打算和妻兒過個好年，著百卻被催促著務必盡快辦完離職手續，貸離清空辦公室。北大博士

在考核前，任教他曾多次詢問院系相關領導，高校過背得到的年考答案是“無需擔心”。因此，著百他并未著手尋找新的貸離工作，誰知迎來的北大博士是冷水澆頭。

時間拉回2021年，任教程欣作為“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高校過背獲得者，從北京大學畢業。當時，他一共拿到33個工作offer，最終選擇入職了這所心儀的985高校。

程欣經歷了許多：入職不到一年，為了完成考核，他不得不放棄深耕10年的方向，轉向更“熱門”、便于發論文的課題。他曾因教學評價高而獲得“教學優秀獎”，還帶領本科生拿到“挑戰杯”國家級一等獎，但這些對考核毫無助力。

近日，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程欣已在新的城市找到新工作。他心情不錯，打趣自己都“胖了幾斤”。

但過去的經歷依然歷歷在目。程欣提出了一個深埋心中的疑問：學術，到底應該被當成一份功利化考量的工作，還是一份理想追求？

以下是他的講述：

1、啟程

2021年夏天，我從北京大學博士畢業，是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獲得者。從碩士到博士，我都跟隨同一位導師研究社會科學，圍繞同一個主題深入做研究，發表了10余篇論文。

我的導師是一位純粹的研究型學者，整個師門的氛圍是潛心學術的。我博士期間的目標就是畢業后成為大學老師，能夠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同時培養學生。

畢業季，我投出200多封郵件，最后拿到了33個offer，其中包括某Top2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一所師范大學的哲學系、承諾給編制的西部某“雙一流”大學……

最終，我下定決心入職這所985高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導師的建議和我理想主義的想法——當時，師門里還沒有同學去往那座城市，我想做個開拓者；其次，引進我的老師很有人格魅力，我感覺遇到了“伯樂”；此外，雖然合同上寫的考核時間只有三年，但我得到的口頭承諾是“3+3”，即首聘三年后，若考核未完全達標，學校通常會續聘三年。我想，雖然我的方向偏冷門一點，但6年的時間可以去“拼一把”。

剛入職時，想法是很明確的：教學和科研兩條腿走路。那時學校還有一條“教學通道”——如果青年教師在論文發表和課題申請上稍有不足，通過教學依然可以評職稱、留下來。

在教學方面，我投入了巨大熱情，在2023年拿到了“校教學優秀獎”，并帶領本科生團隊拿到“挑戰杯”國家級一等獎，后者在學院是史無前例的。

在科研方面，我做了一個有點痛苦的決定。入職不到一年，我意識到，堅持原有的冷門方向，意味著不可能達到考核要求。正好有一門熱門主題課程的老師臨近退休，由我接手。為了轉換方向，我跟著本科生坐在教室里，認認真真聽了那學期的每一堂課。

我們系的氛圍很好，領導、同事給了我許多支持和幫助。經人介紹，我結了婚，把所有存款拿來買了房子，并貸款100多萬。我和愛人的收入加起來不高，一個人支撐房貸，一個人支撐生活用度，兩個人過著普通的小日子。這樣“安穩”的生活，已經讓我心滿意足。

2、變故

2023年，學校的一紙新政徹底堵死了“教學通道”。其規定，副高職稱以下的青年教師，原則上不允許再承擔課程教學。實際操作是，學校層面直接取消了我們這些不符合職稱要求的青年教師授課排課資格。

我并沒有太放在心上，畢竟在校工作期間，我發表了多篇論文，手上還有兩篇“已錄用”的論文。并且2024年臨近考核期時，我反復向院系領導確認，得到的回復是“不用擔心，老人老辦法，原來的3+3承諾依然生效”。在我之前的老師，有些超出了6年合同期的，還根據情況給他們續了一兩年，以達到論文發表要求。因此，我天真地以為自己“沒問題”，也沒有著手去找新的工作。

2024年12月30日，我做工作答辯。次日，學院發布了對我“不再續聘”的決定，這個通知并未送達我本人，只是發布在公告墻上。兩天后，我通過他人得知：我失業了。

失業的第一周，整個人都是崩潰的。我還是會習慣性地拿起書，或打開電腦，但又馬上意識到，我沒有工作了。當時臨近春節，沒什么找工作的窗口，我在家發呆了整整一個月，還不時收到“盡快辦理離職手續、清空辦公室”的催促。

收入斷了，孩子出生不久，我還面臨還房貸、養家的壓力。“醒”來之后，我趕緊抓住春季招聘的窗口。最讓我難受的是：我失業時，年齡剛滿36歲，有很多好機會卻將年齡卡在35歲，我無法申請。

與家人反復商量后，我選擇了一所南方沿海城市的高校。這所學校的名氣沒那么大，但考核要求不高，且薪資是之前的兩倍多，還為我們一家三口提供了公寓。

妻子安慰我：“100多萬的房貸可以慢慢還，就當沒來過，好歹還成了個家。”如今，我們已經舉家搬遷到新的城市，從頭開始。

3、反思

回頭再看，我不禁反思：為何在考核制度下，我成了被淘汰的“不合格產品”？

我必須先替學院的領導、同事說句公道話——他們都是很好的人，無論是工作期間對我的支持，還是找新工作時對我的安慰和幫助。那么，我面臨的痛苦究竟來源于哪里呢？

首先，制度存在“不明確地帶”且不斷變化。我承認，2024年底接受考核時，自己確實沒有達到考核要求，即“三年內拿到一個國家級課題（或引進經費至少20萬），同時發表至少5篇符合學校要求的期刊論文”。

然而，這些要求是2024年學校的內部文件下發的“新辦法”，并未寫進我的入職合同，入職時也有“教學通道”和“3+3”的承諾，考核操作是比較“柔和”的。

實際上，一個普通青年教師僅憑“個人”努力，極難甚至絕無可能在三年內達到如此嚴苛的標準。我和身邊的朋友日均工作12~18小時，但大多是“非升即走”的失敗者。

我觀察發現，高校的人才引進制度已經非常“市場化”了，永遠有更年輕、更“卷”的人拿到職稱，考核要求水漲船高，沒能跟上節奏的“老人”慘遭淘汰。競爭是無情的，許多學校集結大批青年研究人員，學校的排名和論文發表數量大幅提升，但這對青年教師的影響很不好。

其次，論文的發表存在著大片“灰色地帶”。作為大學老師，每個星期打開郵箱，都能收到一大堆“代發論文”的郵件，其中期刊的等級被明碼標價。

此外，作者的身份職級影響著論文發表。我親身經歷過，一篇論文在投稿時順利通過審核，馬上要發表了，編輯明確告訴我：“找一個正教授掛名，我們馬上給你發表。”我當時想了很久，卻沒舍得，因為那篇論文是我花費很多心血的得意之作。

我們會看到，一位知名學者一年論文的發表量，超過一整所大學。被指出后，這種現象依然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

無論是花錢“買”論文，還是找“大佬”帶，都是普通青年教師難以承擔的成本。

4、平庸之惡

除了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還想舉三個身邊朋友的案例。

我的一位師弟，是大家心中永遠的痛。他家境普通，幼時父親去世，母親一個人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送到北京大學讀完博士。博士畢業后，他入職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考核壓力很大。2023年，因為長時間伏案工作，師弟突發心梗去世了。

在師弟的葬禮上，同學們發起了捐款。這件事也讓我們“心有戚戚焉”。在考核的壓力下，連熬幾個通宵都是尋常，我們不禁思考：如果哪一天倒下，家人、孩子怎么辦？

我的一位女同學，從各方面來說都是符合“非升即走”制度期待的典型。她聰明、勤奮、能力極強，論文發表的篇數和級別都是同齡人之中的佼佼者，在北京一所知名院校任副教授。去年年底，我和她一起參加學術會議，她看起來妝容很不錯，但她其實已經連續6年沒有睡過一個好覺，精神狀態瀕臨崩潰。她戀愛長跑多年，至今沒有敢領證結婚，更別提生娃。

第三個例子，是我一位工科的朋友。他非常優秀，一年能“拼”十余篇高水平論文。但他已經臨近40歲，仍然因為壓力過大不敢結婚。

大家可能都羨慕大學老師，看起來很光鮮、“不坐班”。但實際上，青年教師的工作時間超額、亞健康率極高、生活保障很弱。我現在不敢去體檢，笑稱“只要不體檢，身體就沒事”。

對我們而言，考核的壓力、身體的病痛、對未來的擔心交織在一起，就像陰影般如影隨形。

漢娜·阿倫特曾提出“平庸之惡”的概念，在某些制度下，個體放棄獨立思考而選擇機械服從，最終推動了事實上的“惡”。在我看來，“非升即走”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對人才流動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現如今已經被“異化”了，變成“唯論文”“唯課題”的結合。許多學校實施它的初衷，已經不是為了“讓人留”，而是為了“讓人走”：學校要的是能提升排名的論文和課題，而不是人才。

要破除這種“平庸之惡”，就需要我們每個普通人去叩問制度。比如：能否更具有契約精神，在入職時就將考核的條件明確寫進合同，此后不再變化？這樣清晰透明的合同制對青年教師更為友好。

我更真心希望，制度的設計者能“將槍口抬高半寸”，除了硬性指標之外，能給投入教書育人、研究冷門基礎學科的青年教師一些呼吸的空間。

最后，真心給年輕的師弟、師妹們一個建議：學術追求是自己的，但工作有非常現實的指標，一定要將工作和學術理想分開。另外，高校不是象牙塔，教職也只是一份工作，需要評估實際的收獲，以及承諾能否兌現，不要將自己的人生變成一場“對賭”。

*文中程欣為化名